刘兴土院士回应相关问题
当选为院士后，73岁的刘兴土先生比以前更为忙碌。一方面，会议增多，要参加的评审与鉴定活动增多；另一方面，由于担任了东北地理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一职，所里找他办的事也增多。
更重要的是，他还同时担任着几个科技部及省科研课题。
虽然事务缠身，但当记者提出要向他本人了解情况时，刘院士还是欣然应允。2月4日，在东北地理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纪检委书记马福安的陪同下，刘院士在单位接待了记者，就相关举报作出回应。
首先，刘兴土院士强调，被举报的4本书都属于他主编或编著的书，并非他自己“著”的书，而且投诉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由其他作者执笔撰写的。
“如果落款"著"，书中应基本上是自己的成果，起码要以自己的成果为主。而"编"书，可应用各方面材料按章节系统地编，可以自己写，也可以找别人写。作为编或编著的书，引用其他专业的研究成果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可能所有专业都由你一个人搞，一本书可能牵涉好多专业，引用是不可避免的。”刘院士告诉记者，他迄今共出了18部书，其中主编8部，参编10部。
刘院士认为，对于“编或编著”的书，在引用前人成果时，如果是文字部分，只要列出参考文献和页码，便不构成抄袭；如果是表格和数字，要在引用处注明资料出处。
“《松嫩平原退化土地整治与农业发展》一书第一章，引用李建东教授部分表格时，在表下方没有注明出处，不符合出版要求，是错误的。”刘院士坦言。
“这部分内容由易某执笔撰写，他在章后列出了参考文献，同时在该节文字叙述中也曾提到郑慧莹、李建东，自以为已经说明清楚，向主编交稿时便没有说明这些情况。”刘先生解释，该章共有6节，他本人写了两节，第二作者马学慧写了3节，因易某只写了1节，故易某署名该章第三作者。
“该书没有对外销售，在赠送出去20多本后,李建东教授发现了问题，于是，我立即请执笔人向其道歉，并把其余470多本书补贴了标注。我们还计划把已赠出的书也追回来补贴标注。”刘兴土先生翻开他手中的书，让记者看上面补贴的标注。
“虽然我不是执笔人，但作为主编，我负有疏忽之责。事后，我曾给李建东教授所在高校的党委书记打电话说，如果李教授有时间，我亲自去拜访一下，表示一下歉意，但这位书记一直没有给我回话。
就《三江平原自然环境变化与生态保育》引用《黑龙江省三江平原治理规划水文地质报告》一事，刘先生回复，书中确实引用了该报告的，因该报告共307页，未出版，故按要求在书中加了脚注。
刘院士告诉记者，该书对其他专业成果的引用，主要集中在前两章。两章中，对未正式出版的内部报告，加了脚注；对已出版的书或文章，列入了章后参考文献表。
“这是符合出版要求的，出版社审稿时也未提出过不符合要求的意见，并不存在侵权问题。”刘先生说。
谈到夏玉梅与颜秋兰的内部报告被剽窃的投诉，刘院士表示，书中这部分内容由马学慧执笔，马学慧参加了该课题的野外调查、勘探、采样及报告的编写工作，同为课题组成员，报告作者名单中包括马学慧。“因该报告为课题组的集体成果，按照我所关于资料共享的规章制度，课题组成员是可以引用的。”刘先生说。
至于“黄锡畴著名的沼泽发育多模式理论被剽窃”问题，刘院士解释，其书《东北湿地》“沼泽发育模式”部分，主要参考的是马学慧、牛××编著的中国地理丛书《中国的沼泽》，“因为该书对沼泽发育模式写得比较详细”。
他补充说：“另外，马学慧关于发育模式的有关论述，发表于1982年6月出版的《地理科学》2卷2期，而黄锡畴先生的文章稍晚，发表于同年9月出版的《地理科学》2卷3期。由于这两篇文章写得都很简单，所以《东北湿地》主要参考了《中国的沼泽》，并在分析中增加了许多实例，且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了《中国的沼泽》。”
提到“在集体著作《三江平原沼泽》前言中加上"最后，由刘兴土同志统稿"字样”一事，刘兴土显得一肚子委屈。他说：“该书是分章分部分写的，先分章统稿，后由我进行统稿，做文字修改和图表编排等。最后，根据出版社责编的意见，我又进行了一次修改。我确实做了统稿工作，在书稿最终送交出版社前，沼泽室也有部分同志看到了这个前言，因此不能说我是"背着集体私自加上的"。”
“就举报人所投诉的各种问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都曾做过调查，我也就此递交过完整的说明材料。我认为工程院最后的结论是实事求是的。”刘兴土院士说。
学术规范应有通用标准
对于抄袭剽窃，我国法律法规并未作出明确释义。怎样算抄袭，抄多少算抄袭，主要依靠业内人士的经验判断，这些经验通常来自对学术写作规范的理解与把握。但采访中记者发现，即使是学术写作规范，我国也没有一个广为人知的通用标准文本。
据有关资料介绍，在美国，有两本学界人士熟知的学术写作指南：《芝加哥手册》和《韦伯美国标准写作手册》。它们对学术写作的各个细节，包括注释该如何标，引文该如何引，甚至对人名、地名、标点符号的使用，都做出了严格规定。比如，手册规定：“凡使用他人原话在3个连续词以上，都要使用直接引号，否则即使注明出处，仍视为抄袭”；“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引用，凡从他人作品中得来的材料和观点，都必须注明出处，否则即为抄袭”。
上述两本通用手册之外，美国不同的学术领域，还有自己的手册，如语言文学研究领域有《MU论文写作手册》，心理学领域有《美国心理学会出版手册》等等。这些手册的主要内容大同小异，同时针对本领域也有一些特殊规定。
由于我国缺乏类似的通用手册，许多学者对学术写作规范的认知都建立在自身所接收的各方零散信息，很多时候甚至“凭科研良心与从业感觉”作出判断，没有人能一条条一目目说清楚学术写作规范到底有哪些。既然对写作规范不甚了了，下笔时恐怕就难免出现一些问题。
据了解，近年来，为规避抄袭行为，我国有部分高校针对本校师生制定了校内学术行为规范。此外，科协与中科院也都有自己的学术行为规范。但他们论及学术写作的内容尚不够细致，而且各单位标准也不一致。比如，在“抄多少才算抄袭”这个问题上，有的规定“一篇论文中1／4内容与人雷同，即构成抄袭”；而有的规定“1／3雷同为抄袭”；对于“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是拼接的，虽均标明了出处，但基本没有自己原创观点”，有的认定为抄袭，有的则认为还不足以构成抄袭，只能算“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通用标准的缺失，造成了“各说各话”的混乱局面，也导致在出现争议时难以有效解决。吉林省社科院《社会科学战线》副主编王卓认为，我国有必要出一本类似《芝加哥手册》的学术写作与出版指南，将业内公认的一些原则性学术写作规范落在纸面上，为人们提供有案可查的标准。
“制定一个规范化的学术手册，既便于学界人士在进行学术写作时有章可循，又便于规避与鉴别不规范学术行为，避免抄袭现象的发生。”东北师大党委书记盛连喜表示，应对学术写作规范做一个明确规定。他同时指出，因学科特点不一，学历层次不同，在制定标准时要有多方面考虑。
对此，一些学者认为，可以先制定一个粗框架的通用标准，再根据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学历层次，组织相应专家逐步加以完善，待时机成熟后，将其中可操作性强的部分上升到法律层面，逐渐减少抄袭者打擦边球的空间。
“虽然工程浩繁，但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当务之急，是要确定由哪个部门来牵头。”王卓建议，由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教育部，会同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出版机构、学术界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编辑与出版人一起来做这件事。
(责任编辑：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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