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令香港变化深刻 未来30年需寻找新定位

　　香港未来30年：“我是谁”？

　　受金融危机冲击，香港将发生深刻变化，能否找到新的定位，关乎700万港人的福祉和前途

　　舒时

　　上月底，在香港高校联主办的一个论坛上，一群即将毕业的内地学生问台上的商界精英：我们毕业之后，究竟应该留在香港还是回内地发展？

　　这样的问题，过去几年很少有人会问。

往年，内地生毕业后唯恐找不到工作，无法在港逗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区政府去年还大大放松对内地专才留港的签证限制——应届非本地毕业生无需先获得工作及到入境处办理签证手续，便可以留港一年，其间可随意就业或转职。

　　为什么签证限制放松了，却有更多的人想回内地了，问题出在哪里？

　　这轮金融危机，香港饱受冲击。去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增长2.5%，是10年来的最低，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还预计，今年香港经济将出现2%~3%的负增长。

　　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难怪在港的内地学生会忧虑自己的前途。

　　内地学生尚且如此，香港的精英阶层更是在全面反思，未来30年，香港的路应该怎么走。

　　深刻的变化

　　出席当天论坛的商界精英，包括香港恒隆地产主席陈启宗、摩根大通的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方方以及中国银行国际研究公司副总裁白韧等。

　　金融业是香港的命根子，这场危机，势必将对这个远东金融中心产生深刻影响。

　　在论坛上，陈启宗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将是一次结构性的变化，而不是周期性的变化。随着国际投行倒的倒，并的并，或者改制为商业银行，过去投行占据金融主导地位的状况将发生改变。“结构性”一词意味着，未来20年，香港的一些金融集团都不可能恢复元气。

　　摩根大通的方方也承认，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投行的运营环境将发生变化。

　　“投行们仍然有它的存在价值，但是要回归本质。今后要凭赚取顾问费、经纪费以及佣金等辛苦钱来过活。”方方对本报记者说，“这是它今后的立身之本。”

　　陈启宗和方方的判断无疑加深了人们对于香港前景的忧虑。在香港的金融业务中，投行业务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国际投行们的结构性变革将给香港的前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目前无法评估。

　　香港的问题不止于此。更严峻的挑战还在于，它所承担的联结内地与国际市场的功能可能会被弱化。

　　方方认为，在借助中国改革开放东风的这30年中，香港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香港不仅成为资金、技术流入内地的窗口，也成为内地产品走向海外的窗口。在这种“窗口功能”持续生效的过程中，香港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而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将彻底改变香港的外部经济生态。一方面，内地优势企业已储备了大量的资金，成为各国的争宠对象；另一方面，欧美国家消费急剧下降，香港的出口已经出现罕见的负增长。

　　“内地的消费实力正在猛增，仅上海恒隆广场的消费力，可能已经大大超过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的销售额。”方方说。

　　陈启宗对此不置可否。他本人给内地毕业生的建议是，赶紧回内地发展，要不未来会落后于同龄人。“除非有机会在香港的大公司得到锻炼。”他说，“如果我儿子不去上海，我会骂他笨。”

　　反思“小政府”

　　当然，就目前而言，毕业生在香港的起薪还是比内地高了一大截。香港仍然拥有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的优势地位，这些对不少毕业生仍具有诱惑力——问题只是，这种现状究竟能维持多久？

　　香港政坛人物对此也颇为忧虑。

　　在2月初的一次媒体春茗聚会上，香港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戴德梁行亚太区主席梁振英很有感慨地对在场的本报记者表示，这次金融海啸给香港的官员与议员们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思考的问题：未来香港的路子该怎么走；它应该怎样去保证700万香港市民的利益。

　　全球金融危机给香港人最大的一个触动是，过去香港所崇尚的自由经济正面临一种颠覆性的考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大规模对其金融体系实施“国有化”运动，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行为。梁振英认为，在这种背景下，香港人也要考虑应变之策，甚至对“小政府、大市场”的模式，也应该提出再思考。

　　从去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引发的层层事件来看，“小政府”很可能不得不为“大市场”的恶行埋单。远的不说，仅在香港，一些香港银行所销售的雷曼迷你债券已经让特区政府官员们头痛不已。由于监管的漏洞与针对投资者的教育不足，特区政府在处理雷曼迷债方面备受立法会议员们的诘难。香港特区立法会罕有地动用了《特权法案》，要求行政官员前来应询，一些议员私下表态说，就是要看这些官员怎么“出丑”。

　　在那次聚会上，梁振英并没有向记者指出他心中的香港未来。从他的立场来看，他只是提醒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考虑如何确保大多数人的利益。

　　不过作为特区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应该对特首曾荫权表达过他的个人政见。

　　按《基本法》规定，行政会议是个协助行政长官决策的机构，在其每周一次的会议上，行政长官将会就重要决策以及向立法会提交的法案咨询行政会议的意见。

　　从梁振英的言论中，人们可以感受到香港官方高层人物对于未来的担忧。不过他的这番言论同时也透露出一个信号，似乎香港各界对于他所提出的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充其量也只是处于“考虑”阶段。

　　寻找新定位

　　香港另一位重量级人物，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同样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她的观点更鲜明，态度更激烈。

　　叶刘淑仪曾任香港特区保安局局长，号称香港“铁娘子”。她在卸任后成立了一个智囊机构——汇贤智库，自任主席，并以无党派的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议员成功。尽管她曾经担任政府官员，但这并不妨碍她在立法会中不留情面地批评特区政府官员。

　　在香港的前途定位方面，叶刘淑仪一直认为，特区政府需要有新的思维，应该继续依靠内地发展。但同时，应该开创新的知识经济。

　　尽管外界普遍认为，香港回归十年来经济成就显著，但是叶刘淑仪却认为香港缺乏自己的知识经济模式。

　　“我们这十年靠什么？作用最大的是自由行，还有CEPA，还有把内地最好的公司引来香港上市，我们自己有什么产业？没有。我感到非常失望。”她对本报记者说，“比起韩国、新加坡，香港在推动新产业方面的决心仍然不足。”

　　她表示，无法理解香港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居然只占GDP的0.8%。“今年的预算案多提了一点科技，但这还是我不断催促的结果。”她说，“香港是个昂贵的城市，应该用知识增加经济的附加值。”

　　叶刘淑仪透露，曾俊华上周在立法会作财政预算报告时，谈到科技的部分，还特地往她这个位置上看了看。

　　在某种程度上，方方与叶刘淑仪的观点走到了一起。

　　方方认为，香港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窗口”：一是内地资金走出国门的窗口；二是外国先进设备、技术以及消费模式进入内地的窗口。

　　他指出，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限制，中国企业直接去西方国家采购或是购买技术，可能会引发外界的一些怀疑与猜测，但是如果通过香港的窗口功能，将会方便很多。

　　“如果能实现这两个转变，香港应该还可以走30年。”他说，“但是这也需要香港摆正自己的位置，转变机制。”

　　问题是，香港是否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