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任校长徐显明调任山东大学校长三个月后，2月19日，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卫红在中国政法大学宣布了新任校长的人选。
新校长的任命姗姗来迟，接任人选也出现了“不意外”中的“意外”。此前，坊间传言新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将在武汉大学副校长黄进等三人之间产生。
最终，校外三人中“最意外”的黄进成为中国政法大学历史上第9任校长。相比于传言中其他候选者，黄进要“低调”很多，在酝酿三个月终于选定校长人选之后，之前屡屡处在舆论风口浪尖的中国政法大学驶进了一处平静的港湾。
与法大的“一些缘分”
从徐显明调任山东大学的2008年11月7日到黄进接任的2009年2月19日，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职位一直由徐显明兼任，一人兼任两所名牌大学的校长，这在国内实属罕见。
而在黄进的任命仪式上，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称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职位是“反复酝酿的结果”。李卫红副部长给予黄进较高的评价，她说：“黄进同志长期在高校工作，熟悉高等教育规律和办学特色，他政治素质好，全局观念强，工作思路清晰、视野开阔，行政管理经验丰富，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开拓进取精神，为人朴实，善于团结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清正廉洁，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他业务能力强，学术水平高，在法学界有较大影响。教育部党组认为，黄进同志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是合适的。”她希望黄进同志尽快融入中国政法大学。
“我是在春节过后接到教育部的通知的。”黄进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黄进从1982年考入武汉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到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的27年里，不曾有过外地任职的经历，甚至从未到武汉大学之外的高校任教。
在2月19日的任命仪式上，黄进谈到了自己与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些缘分”。
早在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读本科时，中国政法大学的钱骅教授被学校请来讲了国际私法课程的主要内容，黄进因此有幸接受这位中国国际私法领域知名教授的教导。
1986年，黄进赴瑞士比较法研究院学习。这年，瑞士比较法研究院召开了一个有关经济法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教授应邀出席。在这次会议上，江平教授的学识、英文水平给黄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时侯的法学学者大多是留苏背景，俄语说得很好，但会说英语的很少，江平教授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刻。”黄进说。
特别是在会议期间，江平教授提出要到黄进在瑞士洛桑的住所看一看，了解一下中国留学生在瑞士的实际生活状况，“我当时是一名穷学生，江平教授这种礼贤下士、关爱后生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
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两个星期后，黄进特地去拜访了江平教授。
国际私法权威
3月3日，记者看到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着一条消息，新任校长黄进将与师生进行在线交流。黄进说，自己刚到学校，对学校各个方面并不熟悉，需要集中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
实际上，中国政法大学的师生们对这位为人“低调”的新校长也并不熟悉。只是上任后通过媒体的报道，人们才发现自己迎来的是一位有着传奇学术经历的国际私法权威。
黄进1958年出生于湖北利川，1975年到农村插队，1977年，黄进考入了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湖北财经学院开办了法学专业。
考入大学的黄进实现了“自己当知青时候的梦想”，年龄在班里倒数第三的黄进学习非常刻苦，并对当时在国内尚处研究空白的国际私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湖北财经学院77级法学系走出了众多中国法学界的知名学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王利明当时和黄进同班、同一个寝室，同班同学中还有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的吴汉东。
1982年考入武汉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后，黄进的学术生涯就始终伴随着“破格”二字。1984年底，硕士刚毕业，他就开始留校担任助教。1987年任讲师，1988年博士毕业后，黄进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国际私法博士。1988年初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1991年成为当时我国最年轻的法学教授之一，199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
从1982年算起，到2009年离开武汉大学，27年的时间里，黄进曾担任过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法学院副院长，以及武汉大学教务部部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校长助理，副校长。
期间黄进还曾有过国外任职的经历。作为国际体育仲裁院(CAS)的仲裁员，黄进作为被选中的12名仲裁员之一，参加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仲裁工作。
1996到1998年，黄进担任澳门政府立法事务办公室法律专家，负责澳门回归前的法律本地化工作。“本地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更名，而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澳门当时施行的葡萄牙法律很多是100多年前颁布的，要对其进行一些修改。”黄进说。此外，黄进还曾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做过一年的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
尽管在国外学习、工作多年，黄进的工作关系一直都在武汉大学。经过数年的研究、教学工作，武汉大学已经成为国内国际法领域实力最为雄厚的院校，黄进担任所长的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于1987年被原国家教委确定为重点研究所，并于1988年确立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00年，该所被教育部批准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995年，黄进当选为中国首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当时一同获选的法学家中，包括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等。
在这串“星光闪闪”的名单中，尽管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国际法权威，但黄进的“知名度”要远远不及其他。谈到那份荣誉，黄进本人却很淡然，“当时评选的条件有年龄不超过40岁，我们所的几个教师里只有我符合条件，所以我就评上了”。
尊师者成尊师
记者在中国政法大学联合楼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校长黄进。黄进拎着一只本科教学评估的工作包走了进来，操着一口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黄进不愿多谈自己的经历，倒是自己的老师，被誉为“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中国法学界的镇山之石”的韩德培教授成为他屡屡提及的名字。
黄进自1982年初到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就开始追随韩德培教授，也是他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黄进钦佩韩德培先生的敏锐，他说韩老在主持重建武汉大学法律系的同时，于1980年就组建了国际法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紧接着1981年，在大多数国人还没有起码的环境保护意识的时候，韩老即推动武汉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后改为国家环保局)合作组建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而这个环境法研究所不仅在中国是第一个，而且在亚洲也是第一个，在世界上也是建立最早的环境法研究机构之一。
韩德培先生这份对学科的前瞻性影响了黄进。1999年，就是在电子商务出现的第四个年头，黄进便首创和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示范法)的起草工作。
示范法的发表，对我国进行电子商务立法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而当初那些略为青涩的科研团队成员，如今已经成长为中国电子商务法的骨干力量。
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齐爱民即是其中之一，他和课题组的另一成员何其生博士都因参与课题而得到政府的关注，被选派到维也纳作为政府代表团顾问出席联合国贸法会大会，直接参与电子订约公约的缔结工作。
一件小事至今令齐爱民念念不忘，“在课题进展过程中，我曾协助黄进老师收集电子商务法总论的资料，他在发表的署名方面再三要求我和他共同署名。用他的话说，我做了工作。我坚辞，黄进校长勉强应允，还说这样不好”。
10多年后的今天，电子商务法已经成为电子商务专业的必修课，是法学院普遍开设的选修课。“回过头来看，黄进老师的学术眼界令人叹服。”齐爱民说。
但最令齐爱民敬佩的是，“黄进老师是一位宅心仁厚的师长，胸怀似海”。“在电子商务法的研究方面，我作为一个非国际法专业的学生，却获得了和黄进老师合作的第一个学术机会。我当时很为感慨，对待学生，无论是否自己指导的，无论是什么专业的，他都一视同仁，没有门户之别。”
但黄进却说自己的导师韩德培先生才是真正的“一个有大海一样胸怀的人”。在解决刚恢复的武汉大学法律系教师的职称方面，韩老则实事求是，不拘一格，大胆提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武大法律系教师职称问题解决之快，不仅超过了武大其他科系，而且在全国法律院系也是名列前茅的。
“韩老一贯反对在评职称时论资排辈、互相倾轧。就我所知，他并不是对人对事没有自己的评价，他即使对某人有意见，但总是从学科、院系和学校的大局和全局利益出发，大胆推荐，大胆提拔，大胆使用。我想，韩老之所以这么大刀阔斧地干，是因为他在这方面毫无私心，有宽广的胸怀，有大家的气派。”黄进说。
正是这样一个被学生尊重的尊师者，黄进本人格外重视道德建设，他在就职演说中特别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一句古语，并提出法大师生要和平共处、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和谐发展。或许这也正是中国政法大学，乃至整个大学教育所亟需的一份淡定与温润。 (来源：法制日报)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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