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得比囚徒还不如:
“我在地狱的那些日子”
当时,他们规定,“我们每天要完成接客10个以上的任务后,才能下班回‘家’,从上午8时半开始,往往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结束。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肖永亮等人带着陈桃和小嫣子一起,来到莆田市一个叫单面街的地方“见工”。
“肖永亮对街边上的一个老板说,新来的,帮我介绍客人。”
陈桃回忆,肖永亮对那个老板说,她们两个都是处女,“你给介绍个老板。”
“我那时候还只有15岁,对于他们的谈话内容,我根本就不懂。”
撕心裂肺的痛,和扑面而来的屈辱,让陈桃刻骨铭心4年前的那天上午。
据陈桃回忆,当天,肖永亮和肖建伟将她领到单面街的一家小旅社,强行将她的衣服剥掉。
“不听话,就打死你!”,陈桃回忆说,当时被打了多少个耳光,自己都数不清了,只记得人都被打晕了,脸上发火发烧般灼痛。
肖永亮和肖建伟对陈桃施暴时,客人在楼下等着。剥掉陈桃的衣服后,肖永亮将客人叫到楼上。尚未成年的陈桃,就这样在屈辱的泪水中,被残酷地强暴了。
那一天,是正月十一,离传统的出年节还有4天。与年味颇浓的湘中农村一样,地处沿海的莆田市,此刻仍然沉浸在节日气氛中。此时此刻,没有人知道,一个本应在憧憬中迎来新学期的初三女学生,正躺在异乡的客栈里,承受着无法承受的屈辱。她只能独自痛苦地流泪。
“在那边,卖一个处至少可以收几千块钱,但他们连零花钱都没有给我一个。”陈桃说,后来自己想逃走时,连坐公共汽车的路费都没有,“她们控制了钱,就是要让我们跑不了。”
第一次以后,陈桃被安排在出租房里休息了两天。
“我那时候虽然还小,但这样大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不知道今后如何面对父母,如何面对自己,想死的心都有了。”
两天后,肖永亮对陈桃说,她现在必须正式“上班了”。
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陈桃,每天早晨7时左右,就被叫起来,8时不到,随便吃点东西后,就被车带到单面街开始“工作”。
“她们是4个人,我们也是4个人,正好一个盯一个。”陈桃说,肖永亮、肖建伟加上各自的丈夫,在她们每天“上班”时各自负责盯一个人,直到“下班”。
当时,他们规定,“我们每天要完成接客10个以上的任务后,才能下班回‘家’,从上午8时半开始,往往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结束。如果哪个哪一天完不成任务,回到出租屋就要挨打。”
在此期间,陈桃等4人的两顿饭(早餐在出租屋吃),都由肖永亮等人送到单面街,“连吃饭都不让回房子去。”
陈桃告诉《法制周报》记者,在单面街将近一年的日子里,4个人没有一点自由,钱全部被他们收走了,连卫生纸都买不起,只能用他们提供的那种廉价低劣品。
“每次被客人摧残时,他们就在下面等着,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身边总有人跟着。”陈桃说,那种日子,过得比囚徒还不如。
虎口机智脱险:
一段屈辱的逃路经历
为了获得逃跑的机会,在肖氏姐妹面前,4个人一致都表现得很温驯,以期让他们放松警惕。策略上的改变,几个月之后终于奏效。有一天,她们终于有了逃跑的机会。
大约2个月后,身心受到巨大摧残的4个女孩,开始商量找机会逃出肖永亮等人的魔掌。
“白天有他们跟着,晚上回到出租房后,又被关了起来。我们想逃,可根本就没有机会。”陈桃说,她们4个人分两组,分别被肖氏姐妹监视着居住。晚上回房后,铁门就被从里面锁了起来,打不开。
“这样的生活,与坐牢没有任何分别,甚至比在牢房里还要看管得更紧。有哪一所监狱的犯人,是一对一被看管的?”
除了严密的看管外,残酷的经济封锁,也是肖氏姐妹控制4个女孩的重要手段。(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每天收工以后,女孩们都要被搜身,如果发现谁身上藏钱,都要被搜走,并被挨打。
“那几天,我和小嫣子一直在找机会,但始终没有成功。”
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趁肖建伟不注意,她们两人从其衣服口袋里,找到了200元钱。但很快,少了两百元钱的事就被肖建伟发现了。两人被抓到房间里,几个人对着她们的头和脸就是一顿猛抽。
打完之后,肖建伟威胁道:“再逃,就打死你。(在我们这里)你们是逃不掉的!”
这以后,4个人被看得更紧了。
为了获得逃跑的机会,在肖氏姐妹面前,4个人一致都表现得很温驯,以期让他们放松警惕。策略上的改变,几个月之后终于奏效。肖氏姐妹甚至将买菜这样的家务事,都交给她们去做。
2006年下半年的一天早晨,小嫣子骑着自行车,准备前往附近的一家菜场买菜。途中,她将自行车卖掉获得了一百多元钱。“拿着这一百多元钱,她就往火车站跑,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最后还是顺利地回到了湖南老家。”
小嫣子成功逃脱后,被安排与黎苗在一个组的王辉(两人是同学)的家长,在听到有关传言后,给肖氏姐妹打来电话,要求让王辉回家。
为防止家长到福建找人,肖永亮同意让王辉回老家。但临走前,肖永亮反复对王辉说:“你回家后,不能乱说话,否则,有你的好看!”
肖永亮和肖建伟分别管理的两组人,到此时都只剩下一个人了。为了便于管理,陈桃和表姐黎苗被合并到一起。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次变动,为两人的成功逃跑打下了基础。
合并后,肖氏姐妹对两人的盘剥更为残酷,看管也更为严密了。
这一年的10月份,陈桃遇上了一个年轻的客人。“他当时是莆田一家工厂的组长,是本地人,二十五六岁”。
“他问我,为什么小小年纪要到这里做这事?”第一次听到客人这样关心自己,备受委屈的陈桃,便将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他听我讲完后,很气愤,当即提出,一定要帮助我逃出去。”
“我开始寻找合适的机会,打算在这个客人的帮助下里应外合,彻底逃出去。”陈桃说,几天后,其他人都出去了,只有蒋宏生看管她。
见此空当,陈桃打电话给那个客人,要客人晚上11时许来。不久,客人如约来到陈桃住的地方,顺利地将她和黎苗接走。
在客人安排的地方,陈桃和黎苗住了下来。
第4天,陈桃在当地一家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妈妈告诉她,“前几天蒋宏生打电话说,你跟一个男孩子跑了,如果出了什么事,他们不会负责任。”
电话中,陈桃向妈妈哭诉了来莆田十个多月的非人生活。
“回来吧,孩子,有妈一口饭吃,就有你的一口。”妈妈在电话中哭着说。
在客人的资助下,陈桃和黎苗在经过了十个多月不堪的生活之后,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未尽追凶路:
“追你到天涯!”
黎苗和陈桃,分别在回家一年和两年后,被检测出有艾滋病。她们不知道,自己今后的生活之路,还会充满怎样的未知风险?
如今,4个女孩都逃脱了魔掌的控制。这是她们用机智和勇敢战胜了4个不法分子。(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然而,曾经的屈辱,却给她们带来了不尽的痛苦。因为,在历经艰险逃回湖南老家以后,4个苦命女孩的命运却更为残酷。
备受身心摧残的王辉,为了逃避世俗的二次伤害,如今已隐姓埋名,远嫁他乡。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嫁给了什么人,在哪里生活。牵挂她的,唯有父母的两行老泪,在夜风中摇曳。
小嫣子,因频繁受到精神折磨,已处于精神失常状态。
黎苗和陈桃,则分别在回家一年和两年后,被检测出有艾滋病。她们不知道,自己今后的生活之路,还会充满怎样的未知风险?
尽管如此,陈桃和黎苗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相反,在得知自己患上艾滋病后,黎苗第一个走上了顽强追凶的路途,前后花费近万元,行程上万里。而当时尚未被检测出艾滋病的陈桃,作为证人,也一并踏上了追究犯罪分子法律责任的征途,演绎了一曲撼人心魄的现代版《烈女传》。
通过两人不屈不挠的努力,最终,除蒋宏生外,其余3人均被司法机关先后抓获并判刑。对于目前尚未落网的蒋宏生,陈桃和黎苗均表示,就算他跑到天边,也终将逃不掉法律的制裁,“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就要追他到底。”
两个饱受生活摧残的花季少女,是如何克服艰难险阻,配合司法机关将相关犯罪分子追捕到案的?敬请关注《法制周报》的下期报道。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权利,文中受害人均系化名)
生命里的渴望
⊙《法制周报》首席记者 朱春先
在我接触采访对象之后,陈桃等人的遭遇,超出了作为一名记者想象力所及的极限。发生在这4个刚刚从中学走出来的花季少女身上的悲惨故事,远比充斥于荧屏的滥情电视剧,要曲折得多,感伤得多。
完成部分采访后,我已完全从职业兴奋感中,坠入深深的反思与痛恨中。我愤怒于犯罪分子的胆大妄为和惨无人道。我不能理解的是,在作恶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一些人的漠然或者故意失职。
过去的已经过去,对于陈桃和黎苗来说,那场不堪回首的恶梦已经远去。但对于无数渴望尽快走入社会,渴求成功的花季少女们来说,陈桃等人的经历,无疑是一场刻骨铭心的现实教材。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们自己,都有必要从她们的遭遇中发现些什么,懂得些什么,以免重蹈覆辙,陷入不法分子设下的陷阱。
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对陈桃等人面前的命运,目前依然充满未知。这种难以救治的疾病和巨大的治疗费用,对于身处贫困之乡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重压。这将如何演绎下去?
女孩们在渴望对这一问题的求解,我也在渴望,社会更在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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