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凤警方的尴尬
“干什么也不要干刑警!”“法律是把双刃剑!”3月11日下午,记者在丹凤县公安局见到该局刑警大队一位领导,面色憔悴的他情绪低落,连连叹息。
此时此刻,刑警大队也委实没有心情接受采访。“破案过程没法跟你说,所有的案卷都已经被检察院调走,不过我们将徐梗荣定为嫌疑人肯定是有原因的。目前我们正在等候检察院的调查,等待死者徐梗荣的尸检结果。结果出来了,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位警官说。
丹凤县公安局局长闫耀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安局认定徐梗荣为犯罪嫌疑人并非只是因为徐梗荣的口供,而是基于多方面的判断。据公安机关侦查,徐梗荣和彭莉娜曾经是恋人关系,这个案子情杀和奸杀的可能性都有。但遗憾的是,徐梗荣并没有交代相关物证放到哪儿去了。
3月8日上午,听到徐梗荣死亡的汇报后,闫耀峰马上通知了检察院,要求检察院介入调查。“出了这样的事,我们自己是不好再说什么了。”
闫耀峰认为,徐梗荣只是犯罪嫌疑人,即使他真是杀人犯,也必须要有审判执行的程序。出现现在的情况,公安局会履行赔偿责任。既然民警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意外,只能由检察机关查明死因,判明性质。“我本人作为领导,不管怎么说,有管理教育、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一旦检察院查明死因,确定性质,徐梗荣的死确为民警行为造成,该怎样追究,依法办理,公安局决不包庇。”
他慨叹:“法律是一把双刃剑,你按法律办了,就能够维护群众权利,如果不按法律办事,就会伤了自己。”
但彭莉娜被杀案公安局还会继续调查下去,徐梗荣仍然是重大嫌疑人。
而对于吴明所反映的他在接受警方询问期间被上了背铐、挨耳光等情况,闫耀峰表示此前他并没有掌握。
签订协议 死者“回家”
3月12日晚,丹凤县政府和住在旅社中等待处理结果的徐家人又开始了新一轮谈判。当晚11时许,双方签下了一份《关于解决徐梗荣死亡事件的协议》。
协议内容包括:继续侦破2月10日彭莉娜之死案件,对嫌疑人徐梗荣有一个明确交代;对徐梗荣死亡必须作出结论;徐梗荣享受城镇居民待遇;徐梗荣丧葬抚恤等费用按国家标准于3月12日先支12万元,其余待赔偿到位后一次性解决到位;徐梗荣之父徐和平、之母曹会玲、祖母杜金娥从2009年7月起终生享受当地最高标准低保。丹凤县公安局、寺坪镇、寺坪村必须帮助家属做好死者安葬后事处理问题。鉴于省检察院已于3月9日对徐梗荣尸体进行尸检,徐和平、曹会玲同意于3月13日12时前将徐梗荣尸体运回原籍安葬。
3月13日早晨8时许,天气阴冷。徐韩英给弟弟买了一身运动服,准备运送尸体回家。
9时,运送徐梗荣尸体的车辆候在医院太平间外。在数百人的围观中,徐家人按照当地风俗放了鞭炮,将尸体送上一辆面包车。
望着远去的灵车,连日奔波、心力交瘁的徐英英一下子摔倒在大街上,放声痛哭。有善良的围观者把她搀起来,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一直从中说和此事的亲戚把姐妹俩拉上一辆出租车,朝寺坪方向开去。
3月13日上午11时许,一辆警车开道,面包车拉着徐梗荣的尸体进了丹凤县寺坪镇寺坪村东峰组。
这个19岁的高中生终于赶在“头七”前一天回到了家。闻讯赶来的村中老少不胜唏嘘:这个娃正月初五活蹦乱跳地离开村子,没想到竟以这样的方式回家。
尸体被放到了徐家的院子里,家人解开包裹尸体的被子,看见孩子身上的伤痕,徐和平鼻子一酸,哭了。 这个老实巴交的44岁的农民在煤矿上干活,哪怕是爬着挖煤都习以为常,不以为苦,现在,唯一的儿子没了,生活骤然失去了目标,精神支柱也被一下子抽走了。
下午2时,吴明、陈璐等12名徐梗荣生前好友、同学包了辆车赶到徐家。同学们一直呆到5时多,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当天,徐梗荣的尸体并没有下葬,同学们说下葬的那一天他们还要过来。徐韩英告诉他们:“现在日子还没定,等定下来通知你们,如果不方便,就别来了。你们是学生,面临高考,不要耽误了学习。”
3月15日下午,徐梗荣依然停灵家中。据徐英英说,准备16日安葬弟弟。
另一个破碎家庭的困惑
徐梗荣的突然离世,让2·10案件遇害者彭莉娜的亲人也陷入了困惑中。
据彭莉娜的母亲徐梦云说,女儿以前很温顺、很听话,经常参加学校的文艺表演。从去年开始,她发现女儿和几个男孩子交往频繁,曾经唠叨过她,女儿说那是自己的好同学,反而笑话母亲封建。
彭莉娜在商镇中学主修音乐,租住在学校附近一间民房内。去年农历六月,徐梦云到女儿在商镇的租住房去看她,发现有一个姓贾的男孩子在那里。看见徐梦云,贾某就走了。女儿告诉她,这个同学是来看她的,但房东告诉她:这个孩子已经住了几天。徐梦云问彭莉娜,彭莉娜一口咬定房东诬陷她,徐梦云也就没有再追究。
彭莉娜遇害的前一天,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五,当时她正在县城姨妈家,下午1时许出去了,到傍晚6时回来。晚上,商镇中学一名女同学打来电话,请她去街上猜灯谜。她们玩到晚上9时左右,彭莉娜说有两个同学在广场等她,就与女同学分了手。晚上10时后,姨妈让女儿打电话给彭莉娜,电话通着,但没有人接,后来再打,就关机了。
徐梦云说,女儿遇害后,寺坪镇一位教师告诉她,当晚10时30分左右,他经过丹江二桥,看见彭莉娜和贾某在那儿,旁边还有几名男子,好像喝了酒。他们把这一情况反映给警察,当时他们真的有些怀疑贾某,但出乎意料,警察把怀疑的目光盯向了徐梗荣。
但他们从协查此案的派出所民警那里听说,彭莉娜被杀案就是徐梗荣做的,徐梗荣已经交代了作案过程,警方还怀疑这是团伙作案,审讯中徐梗荣一直不肯说出作案同伙。
春节前,徐梦云给女儿买了个白色手机,彭莉娜遇害后,警方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手机,徐梗荣也不交代这个手机的去向。这大概成了案件的疑点。
女儿遇害,警方认定的犯罪嫌疑人也离奇死亡,徐梦云不知道这个案件将会变成什么样。女儿的死是否能够真相大白?她还需要弄明白。
死亡的嫌疑人获得了巨额赔偿,遇害者家属还在等一个交代。
大家都在等待一个真相。只有真相才能让一切恢复平静。
少年猝死迷雾起 公权不能躲猫猫
毕诗成
一名高二女生被杀害了,当地公安机关投入大量警力破案,但“卖力”的结果竟然是旧案未破、又增新案——— 一名高中男生在接受公安审讯时突然死亡了。发生在丹凤县的命案叠加,一时间让这个陕南小城阴霾密布、传言四起。既有老百姓对杀害女生凶手未能抓获的不安,更有对公权力在办案过程中反常表现的猜疑甚至愤怒。
惨案发生有些天了。尽管当地民间传言蔓延,但权威信息却长时间处于密闭状态。有记者披露,自己被警告不要扰乱社会治安,不要影响社会稳定。这给人的感觉,俨然是偷东西的充满了正义,抓贼的反倒满身不是——— 捂盖子的思维非常严重,信息公开的意识仍然匮乏。瓮安事件前车可鉴,教训显然没有被充分吸取。
梳理惨案叠加的前后脉络,办案方式的随意与混乱清晰可见。不管是死者满身伤痕、生前长时间没有进食的惨象,还是死者同学“自己被刑讯逼供”的指认,都引导着人们怀疑:是否发生了刑讯逼供?否则,怎么解释一个强壮青年,好端端地走进派出所,却满身伤痕送进太平间?难道又是跟哪个“牢头狱霸”玩躲猫猫,把自己撞成这样子的吗?
从学校抓走人,不通知家长;家长找上门,推三阻四装糊涂;警方控制嫌疑人多天,见不到任何法律文书———在案件中,嫌疑人权利荡然无存。有警员声称,“不通知你们是好事,通知了是确实有事儿”,这就是他们的法律境界?另有警员对作为嫌疑人的学生说:“我们只要把你带来,就绝对不可能让你出去了。”这话更让人浮想联翩:只要被您抓进门,白的也能变成黑的?这应该算是赤裸裸的威胁吧。
办案心急或可理解,但对于学校这样的场所,采取的一系列过激举动又不可理解。高密度地找数百学生询问,无视教学秩序,频繁地进出校园,凡是死者家乡的男生都抽取血样,多名学生被抓进去 “上手段”——— 这是什么办案手法?法律对青少年的保护何在?
当死者家属聚集到县政府门前之时,那是对政府仍有信心。政府需要做的,是不偏不倚,推动公正调查,尽快公布结论。但在本案中,政府很快把屁股坐到了“对立面”:一边声称“必须做出结论”,另一边以县政府名义与死者家属签订协议,“丧葬抚恤费先支12万;死者父母等终生享受最高标准低保”。我们对死者家属满怀同情,但在真相未明之前,政府有没有权力用纳税人的钱为个别人的滥权行为擦屁股?这些钱与待遇算什么?国家赔偿、政府补偿,还是息事宁人的交易?表面有担当,实质只能是将水搅得更浑。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日前强调,各级公安机关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能力。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些基层单位长期置身于自己一套老旧的处事逻辑不能自拔。在这起案件中,对学生的审讯手段、对未经审判者搞有罪推定等,都令警方给自己制造了难以洗刷的污点,这使得不管徐梗荣是否是凶手,他们都难辞其责。当地一位公安局领导说:“你按法律办了,就能够维护群众权利,如果不按法律办事,就会伤了自己。”这种“明白”能早一点出现该多好。
中央高层一再表态,要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公权力尤其是公检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重要的信心来源,但如果“惨死拘留所”之类的事情一再发生,他们给出的就将不是信心,而是司法对社会的伤害。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伤害。和谐中国,是要落实每一个细微之处的公民权利,不是用“被和谐”的思路压制民众对权利的维护;平安中国,是要从源头上化解每一个矛盾,不是用捂盖子的方式制造平安的假象;公平正义,是要呵护每一个公民、每一个案件甚至每一个环节的公平正义,不是用一个虚幻的概念掩盖每一个枝节。这是必须接受的理念。
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公权力要 “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当一个案件呈现出的状态让人看不出“干干净净”的迹象之时,大家对公权力的信任就会大打折扣。唯有坦诚面对,才能最大可能洗刷“传言四起”形成的流毒。少年猝死迷雾起,公权不能躲猫猫。以政府公信的名义,以司法公正的名义,以两个年轻生命逝去的名义,我们呼吁:公正调查、公开结论、公布处理结果,还死者一个正义,还家属一个抚慰,也还社会一个真相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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