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转型 将迎来充满潜能发展机遇期

　　诺基亚奇迹与中小企业发展

　　论及中国的经济转型，扩大内需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接受本刊访问的专家却提醒，谈扩大内需，不能非此即彼，因此就否定出口。

　　李众敏指出，应该看到，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会保持贸易顺差国的地位。至于内需，本质上是储蓄问题，储蓄越多，消费就越小，但高储蓄率带有民族特点，例如在整个美国储蓄率为零甚至是-1%的情况下，在美华人仍然有15%～20%的储蓄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甄炳禧接受本刊访问时也指出，消费与传统以及文化价值观有关，法律和政策的引导可能会促使产生一些改变，但多大程度不好说。此外，中国社会保障的“三座大山”——养老、医疗保险和教育——没有被搬除，一个庞大稳定的中产消费层没有形成，都会阻碍内需的拉动。

　　刘军红认为，从拉美债务危机的前车之鉴来看，在民族产业生产力未蓄积起来前就盲目仿效美国的内需道路是不可行的。

　　他进一步指出，一方面不能因为强调拉动内需就忽视甚至否定出口，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扩大内需并不限于扩大消费，私人企业的民间投资是很重要的内需成分。

　　他强调，内需必须包括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目前连外资的大企业都已经充分地享受了国民待遇，应该给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和私人企业以国民待遇，以帮助民族企业更好地壮大，在中国本土形成足够的生产力，继而通过国际、地区和企业间等多方合作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诺基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大概20年前，芬兰的经济按照欧洲的标准还是相当落后的，后来，芬兰进行了以提高生产力为中心的经济调整，特别是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创新。诺基亚原本只是芬兰本土一家地道的民族企业，但它不仅成为芬兰第一个被世界公众认可的品牌，现在更是首屈一指的跨国公司。在芬兰，人们把诺基亚称为是芬兰经济的第三条腿，称赞它把一个曾经以森林为主的小国变成了一个“后工业信息社会”。

　　芬兰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米卡马利蓝曾指出，很多中小型企业试图壮大发展，比如说诺基亚就是一个例子，政府的政策要支持而不能阻止和限制它们的发展，不然就将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刘军红指出，在日本，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一度也不公平，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的首相桥本龙太郎厉行改革，强调“公平、公开和全球化”。这一涉及企业、金融、财政、行政、社会和文化的全面改革引领日本企业和日本经济走向了全球。

　　他认为，政府要尊重市场原理和原则，进一步放松管制，国内产业分工体系不完善的主要原因在于管制过多过乱。例如，中国技术分割现象严重，政府应及时推出数字电视、移动电话网络等统一标准，避免诸侯割据、竞争内耗，这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严重抑制了内需。而在教育、医疗、文化产业等领域，政府应放松管制、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

　　李众敏认为，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不能只靠手里有多少外储，从国家层面看，外汇储备规模是影响中国实力的因素之一。但是，更为强有力的国际实力要靠大型跨国公司来支撑。中国目前仍然缺乏类似日本丰田、索尼、松下、三菱那样的国际级的巨型企业。他建议道，在培育国际级的大型企业时，政府不仅要扶持国有企业，也要有意识地鼓励优秀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为其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瞭望》文章：日本经济转型的启示

　　日本从战后重建至今，有过长达30年的快速增长。而从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动荡、低迷、复苏伴随着的最近30年，日本经济经历了起起落落，甚至是大起大落。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一直进行着经济转型和改革的探索。

　　第一阶段，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当时正是日本从煤炭经济向石油经济转变的阶段。深受打击的日本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将资源从丧失竞争力的领域向未来具有成长潜力的领域转移，淘汰高能耗产业，大力发展汽车组装业和家电等低耗能产业，以及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环保技术的研究使得日本成功地先于其他国家从危机中走出，并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免受沉重打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说，当时日本经济的转型主要是制造业的转型，表现在产业结构从“重大厚长”转向“短小轻薄”。主要方式是官民并举，政府和企业共同致力于节能环保技术的研究。当时最为著名的就是通过了“阳光计划”和“月光计划”，前者旨在开发新能源，如风电、水电、核电、潮汐能发电；后者强调对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能源转换效率。

　　节能技术给日本带来巨大利益，降低了对石油的依赖，到80年代上半期，日本单位GDP能耗比石油危机前降低1/5，对石油依赖也从78%降至56%。

　　第二阶段，随着制造业水平提高，日本对美欧出口急剧上升，贸易盈余大增。在此背景下，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压日本开放市场、变革制度、调整汇率。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日元步入大幅升值轨道。这个时期，日本的主要教训就是政府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力度不够，维持了大量效率较低的企业，对贸易摩擦的严峻性估计不足，未能及时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等，使得经济增长压力越来越大。

　　刘军红说，“广场协议”后日本政府为保持出口增长，常年维持低利率，导致货币供给过剩，同时还有大量外资流入日本。在产能相对过剩、消费基本饱和的情况下，过多的流动性投向了高风险市场，由此制造了日本“股市不倒”、“土地不败”的神话。发现问题后采取的货币政策和房地产政策失当，刹车过猛导致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相继破灭，日本经济进入长达10余年的低迷。这一时期被日本国民称为“失去的10年”。

　　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除了“泡沫经济”崩溃带来的后遗症，还在于日本政府对“网络经济”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及时推动向“新经济”转型。同时，大量资金和人力都消耗在虚拟的“经济泡沫”当中，贻误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科学技术升级换代的战略时机。

　　第三阶段，2002年以来，日本经济开始复苏和全面转型。小泉内阁着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重点是削减公共事业投资，集中处理银行呆账，推动道路公团、邮政事业等民营化，放低贷款利率剌激消费，努力消除通货紧缩；企业则重点整合内部资源，通过减员增效、大力开发新产品、扩大出口等积极措施，逐步使日本经济摆脱了十年低迷的阴影，重新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刘军红说，在“广场协议”前，日本已经意识到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的压力。但是扩大内需的政策，时至今日效果也并不明显。不过，日本政府还是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值得借鉴。

　　首先，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除了上面讲到的对国有企业或有国有成分的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推动民营化外，另一个经验就是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主要是政府通过搭建制度上的平台，促进民间储蓄转变为民间资本。

　　日本有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并且有政策性金融机构负责这项工作。刘军红说，从日本的经验看，民族资本是平衡外资的重要力量，也是政府力量的有益补充。同时，它也吸纳了大量就业，并为扩大消费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第二，通过对外投资，在全球范围形成产业内的贸易链，从而转移贸易冲突，为企业赚取大量利润。日本是一个高外汇储备的国家，但与中国不同，日本是“藏汇于民”。利用高额的外汇储备，日本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实施得相当成功。

　　日本不是简单地进行资本输出，而是以资金、技术、管理和全球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资本输出。其中先进的技术是重要依托。刘军红说，没有技术作保证的对外投资不叫投资，而是资金外流。对外投资要与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安排相协调。过去二三十年，日本海外投资持续增加，成为日本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

　　第三，通过海外并购为其全球战略竞争占据有利位置。日本企业国际化程度较高，投资经验丰富，从日本的做法可以看出，海外并购是其全球战略的一环，意图并不在于购并资产，而在于为在今后全球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比如日本在获取油气开采权方面手段比较隐蔽，一般是利用企业以小规模、分散投资的方式进行，每次获得7.5%或5%的开采权益，动作小，不宜引起注意，取得的成效非常显著。

　　当前面临全球性经济危机，日本一面进行企业重组，一面进行海外扩张，投资领域主要转向了新能源、金融、食品、医药等重点领域，在汽车等领域则相对收缩。

　　第四，通过科技创新为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体系重建过程中提前布局，争夺全球竞争制高点，提高其国际影响力。尽管在上一个周期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经济浪潮中落在后面，但在新一轮竞争中日本不输人后，主要依靠的就是日本全球居于领先的节能和环保技术。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日本希望以新技术带动新产业、新市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延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