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广铁路拆迁停工调查：钉子户未获额外利益

　　118天：一条铁路与14个“钉子户”的利益之争

　　创造公平博弈的法制环境（记者手记） □傅丁根 王舒怀

　　“钉子”不是“拔”出来的。要创造一个公平博弈的法制环境，让拆迁利益攸关方在其中具有公平的主张，得到公平的保护

　　经过多个回合的协商，终使武广铁路荔湾段14个“钉子户”自愿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依靠谈判和对话解决利益之争的和谐样本，而不是一起推土机与暴力造就的强拆悲剧。

无论梁培们如何表达他们的无奈，最终的结果都至少在法律上达成了共识与和解。

　　“钉子”是“拔”出来的吗？要拔很简单，动用国家专门工具很快就可解决问题。在武广铁路荔湾段施工中断的118天里，我们既看到了一群私权意识萌醒，敢于向“国家重点工程”叫板的“钉子”，也看到了一个善于利用智慧和对话，在法制框架内化“钉子”于无形的地方政府。我们更希望见到其他地方在解决类似的拆迁矛盾中，效仿“荔湾模式”。

　　我们不愿看到“钉子”，我们关注的是，在出现“钉子”的时候如何消除“钉子”。采访中，赵志鹏曾向记者介绍那个“每平方米最高4200元补偿”的来历。在2007年之前，荔湾区执行的宅基地补偿标准是每平方米2400元，这个标准延续了将近8年。2007年，在当地河涌整治过程中，这个标准遇到了极大阻力，“无论如何也拆不下去了”，于是区政府研究决定，将标准上调30%，改为3120元。后来，又因为当年房价上涨过快，部分拆迁户意见强烈，故而决定再次增加相应的补贴和奖励，将标准上调为4200元。该标准在武广铁路全线是最高的，是完全考虑当地实际情况的。此外，荔湾区政府还帮助一些村民解决了子女上学和家属就业的困难，给予了应有的人文关怀。

　　正是在不断的谈判和相互让步之中，正是在各方利益的自由表达与充分诉求之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找到了“合理的平衡点”。其实，在补偿安置协议面前，拆迁方和被拆迁方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拆迁方不是“黄世仁”，被拆迁方也不是“杨白劳”。任何一方如果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都不可能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双方只有在平等的前提下，充分表达，互相让步，互相合作，才能平衡，实现和谐。

　　作为拆迁方，尤其是政府主导的拆迁方，由于掌握了充分的信息，处于优势地位，不能与民争利，不能摆出“我就是这个标准，我是政府我怕谁”的凌人架势，漠视个人合法权益，漠视被拆迁人利益。毕竟，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是我们时代发展的主题。

　　而作为被拆迁方，应当从实际出发，合理主张权利，合法维护权利，不能狮子大张口，漫天要价、敲诈勒索既不可能为拆迁方接受，也不可能得到法律支持。如果采取暴力手段阻止施工单位施工，更为法律所不容。

　　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社会拆迁的博弈多是一种不平等的博弈，被拆迁方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被拆迁方的合法权益在很多地方仍然得不到有效保护。这需要社会共同努力，不仅要搭建一个拆迁方和被拆迁方平等对话的平台，更要创造一个公平博弈的法制环境，让拆迁利益攸关方在其中具有公平的主张，得到公平的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广铁路“钉子户”问题的解决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其实，我们并不是钉子户。”

　　2月12日，坐在记者面前，广州市荔湾区增滘经济联社社员梁培(化名)用这句开场白否认自己和那个字眼之间的联系。

　　一个月之前的1月13日，梁培与同社另外13户社员，在一份拆迁协议上最终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数小时之后，他们居住了10多年的房屋，在钩机与挖掘机的轰鸣声中被夷为平地。再过一年，一条纵贯华南三省，全长900多公里的客运大动脉——武广客运专线即将在这里通过。

　　早在2008年9月17日，社里另外61户拆迁户便已签订了拆迁协议。但由于对补偿方案不满，自那时起将近4个月时间内，梁培和另外13户社员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被外界称为“武广铁路14个钉子户”。武广铁路施工因此被迫中断。

　　“我只是想为自己多争取一点利益”，梁培为自己辩护说，“其实，我们都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不仅仅是梁培。从头至尾，“钉子户”们都将“支持国家”挂在嘴边。没有人在口头上否认武广铁路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利益问题上，社员们寸步必争。

　　这一争，就是118天。

　　一条铁路与一个村庄

　　梁培，增滘联社南约二社社员，高中文化。他对自己的称谓是“自由职业者”。打过工，做过小生意，现在依靠帮人运输花卉谋生。1998年，他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一幢二层小楼，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这是我唯一一所房子”，他说。

　　类似的小楼在这个富裕的广东村庄中并不少见。1998年的时候，当地盖这样一座小楼，造价大约是每平方米800至900元，建筑面积100至500平方米不等。

　　增滘联社位于广州市西部，毗邻珠江，下辖南约等8个二级社，是个典型的“城中村”。上世纪80和90年代，与当地许多村庄类似，增滘联社曾经依靠出租集体土地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多的时候一年上百万”。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联社手中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原来有3000多亩地，现在可用于经济发展的地不足300亩了”， 增滘联社副社长梁兆威介绍说。

　　2005年6月23日，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武广铁路客运专线在长沙首先开始动工。据武广线广州建设部副指挥长谌小平介绍，这条全长968公里的客运专线是“我国目前线路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投资最多的铁路客运专线”，设计时速350公里。由铁道部代表国家，加上广东、湖南、湖北三省组成四大股东，地方政府主要以土地作为本金入股。

　　这条铁路恰恰从增滘联社南约二社的土地上穿过。根据要求，铁路两侧20米控制区以内的房屋需要拆迁，共涉及75户社员，其中包括梁培，也包括梁兆威。

　　2005年底，广州市荔湾区武广铁路项目征地拆迁指挥部办公室(简称“武广办”)成立。2008年7月，“武广办”开始面向社员签订拆迁合同。“最初的工作目标是在两个月之内完成拆迁。”负责人赵志鹏说。

　　39岁的赵志鹏来自荔湾区土地开发中心，多年从事城市征地拆迁工作。不过，如今他承认，“从后来事件的发展看，我们一开始就低估了工作的难度。”

　　补偿标准之争

　　2007年底，在完成国有厂房及集体土地补偿工作后，“武广办”便开始着手将拆迁政策初稿发放给社员，同时征询社员意见。从2007年到2008年7月，“记不得开了多少次会，每一次都吵得不可开交”，补偿方案数易其稿。

　　2008年7月，最终补偿方案获区政府通过。“这是综合考虑财政支付能力、地区经济条件及房价上涨、村民要求等多方面因素后的结果。”赵志鹏介绍说。

　　根据这份补偿方案，被拆迁社员如果选择全弃产，可获得每平方米最高4200元的货币补偿，如果选择复建房，补偿标准则为拆一补一，此外还发放每月每平方米20元，为期两年的临迁补助。

　　多数社员接受了这个方案，社员代表梁国祥第一个在协议上签了字，梁兆威紧随其后。

　　梁国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说是拆一补一，实际操作中，‘拆’按建筑面积计算，‘补’按套内面积计算，再加上临迁费和装修补助，完全可以弥补当年的建房成本，外加白得一套房。”此次拆迁中，他有一套130多平方米的房子被拆。

　　不过，梁培等人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补偿标准依然过低了。

　　在赵志鹏那里，记者看到了“钉子户”发来的一份传真材料，其中向“武广办”提出10点疑问，并给出两个赔偿方案。其核心是“要求按照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7500元进行赔偿，同时首层房屋‘拆一补二’”。

　　“钉子户”们举出荔湾区花地河边某楼盘为例，“最红火时每平方米卖到15000元，为何只赔我4000多元？”

　　据了解，目前，荔湾区普通商品房售价仍在每平方米7000—10000元左右。赵志鹏也承认，如果被拆迁户只拿到每平方米4000多元赔偿，“在同一地段是买不到房子的。”

　　“钉子户”们亦举出广州其它地区的拆迁标准为依据，“比如南海黄岐、里水等地拆迁，就是拆一补二。”

　　但是，赵志鹏指出，拆迁补偿价格是根据该地区楼盘的平均状况进行评估确认的，而不是某幢楼盘的最高价格。更重要的是，这次拆迁是出于国家公益事业的需要，对集体土地上的个人附着物进行赔偿，不同于个别繁华地段的商业开发。

　　至于为何不能“拆一补二”，赵志鹏的说法是“我们在政策上找不到支持。”

　　“钉子户”们的另一个顾虑，是复迁房能否如期交到他们手上。截至2008年7月，复迁房刚刚从广州市规划局获得选址意见书，许多手续尚在办理之中。这座“纸上楼阁”未免让部分社员感到不踏实。

　　赵志鹏说，为打消拆迁户这种顾虑，“武广办”曾经设想过先将补偿款发到拆迁户手中，复建房完工后，再由拆迁户按每平方米2500元的成本价回购的方案。“但算一下，这种方案要多拿出1个亿，财政吃不消。”据了解，荔湾区在整个武广铁路拆迁中，为国有厂房、集体土地和拆迁户付出的补偿款总额为2.9亿元。

　　2008年9月17日晚12点，是“武广办”划定的签订协议的最后期限，75户拆迁户中，有61户签订了协议，余下的14户则坚持着自己的诉求。

　　舆论之战

　　9月17日起，为做通“钉子户”的思想工作，“武广办”与社干部多次上门与之谈判，却一次次不欢而散。

　　也正是从那一天起，14户人家相约，每晚8点在村头榕树下喝啤酒，以示同盟关系。“只要不刮风下雨，到那里准能找到他们。”一位“武广办”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梁兆威是社里第二个签协议的人。作为社干部，他去做同祠堂一位兄弟的工作，结果“他认为我背叛了他们，现在连话都不讲了。”梁兆威对记者叹息道。

　　据知情人介绍，利益之争的背后，其实还有着更加微妙而复杂的原因。

　　增滘联社80%的社员姓梁，分属于5个不同的祠堂。“一方同意的事情，往往另一方就会反对”，一名社员对记者这样形容社中的关系，“就算每人发1000块钱都会吵架。先发谁，后发谁，谁的新，谁的旧，都是问题。”

　　涉及拆迁的75户人家中，有多家以种植花卉为生。生意上的竞争也造成了部分村民间的隔阂与矛盾。此外，2008年底，正是南约生产社社干部换届选举的时候。能否在拆迁中为社员争取最大程度的利益，亦成为参选干部争取选票的重要筹码。

　  事情在去年12月11日这一天起了变化。

　　这一天，“武广办”将已经拆除的部分工地交付施工单位。进场施工的工人却与未签协议的社员发生了冲突，两名社员被打伤送进医院。

　　两天后，广州某晚报以《拆与不拆 扯火冲突》为题，图文并茂地报道了这次冲突。根据该晚报的报道，当天，面对轰鸣施工的机械，居民因“担心安全”而“上前劝阻”，“70岁的镜叔干脆站上了钩机的轮带，此举令不远处的三四十名工人不满，双方争持不下……纠缠中，几名老人被撞倒在地，有的手被夹伤，矛盾进一步激化。”

　　报道在网络上迅速被转载，对于“钉子户”的同情之声四起。荔湾区宣传部副部长吴永祺承认，荔湾区及“武广办”均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造成了我们那段时间工作的被动。”

　　为了“占领舆论制高点”，挽回工作主动，在区宣传部协调下，“武广办”开始主动向媒体靠拢，从12月中旬到1月中旬，先后4次组织媒体前来报道，无论是冲突还是事件处理，都积极通报进展情况。

　　“广州媒体竞争激烈，老百姓喜欢‘报料’，所以我们也要主动‘报料’。”吴永祺说。

　　铁路方也学会了向媒体大诉苦水。那段时间，武广线广州建设部副指挥长谌小平反复向媒体提及的一个数字便是：每停工一天，因施工队伍、机械停工而造成的国家损失高达50万元。

　　政府的主动“报料”和开放姿态使得舆论态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多数媒体对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客观报道，网络的转载使“钉子户卡住武广线”一时升级为公共话题。舆论环境迅速朝着向政府有利的方向发展。12月30日，《广州日报》对此事配发的评论为《保护私权不能伤及国家利益》，《新快报》则援引相关法律指出《如拒执行裁决将可依法强拆》。

　　最后的博弈

　　2009年1月1日到13日，14户人家陆续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

　　1月14日，广州数家媒体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武广线拔除最后两“牛钉”》。

　　从去年12月13日到今年1月13日这段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令梁培他们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诉求？

　　“我们打的是‘温情牌’”。赵志鹏说。

　　“突破口”从送进医院的被打伤社员开始。“武广办”派人买花买东西送到医院，看望伤者，顺带趁热打铁，做通工作。

　　一些社员对“武广办”不信任，“你们这是个临时机构，过几天就撤了，有了问题我们找谁去？”

　　2008年12月22日起，荔湾区由区委副书记罗思源挂帅，从信访局、法制局、维稳办等机构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前往增滘“公关”，不少区领导亲自出面同“钉子户”谈判。工作组利用元旦集中与“钉子户”谈判，“分头包干调解，白天去晚上去，一天去几趟”。

　　一名“钉子户”对复迁房如期完工有疑虑。“要是建成烂尾楼怎么办？”“如果你有担心，把我的房产证押给你好了。”荔湾区副区长陈玉亮这样表示。

　　区领导的出面，让部分“钉子户”感到“多少有了点面子”，也乐于“下个台阶”。

　　“我们最后是被各个击破的”，梁培承认说。

　　最终的结果不免让“钉子户”们有些沮丧。3个月的坚持，他们不仅未争取到任何一点额外利益，还比首批签约拆迁户每平方米少了50元补偿。

　　“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以区别于那些首批签约的拆迁户”，赵志鹏说。

　　不过，在补偿标准之外，“武广办”及荔湾区政府作了尽可能的努力与让步。

　　“我们帮他们中的一些人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难”，荔湾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黄荣元说，“在就业、入学、养老等与拆迁无关的问题上，最大限度给以协助”。

　　“不过，从根本上说，这说明我们的补偿方案能够确保拆迁户的合法权益。”赵志鹏说。担任“武广办”负责人一职以来，他自嘲自己“头上添了许多白发”。

　　寻找平衡点

　　争执不下之时，“武广办”曾经想过申请法院强拆。“但等不及，一进司法程序，至少要半年时间。”

　　幸而事件未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回顾与“钉子户”之争，赵志鹏总结认为“前期工作如果更细些会更好。”

　　“整个拆迁期间，政府给我们的时间太少了，来不及考虑清楚。”梁培对记者报怨道。

　　不少区政府官员承认，对于拆迁户而言，拆迁意味着他们从独门独户的居住转变为公寓式居住，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肯定是做出了牺牲”。

　　拆迁期间，亦有社员对政府的工作效率提出质疑：早在2003年就有征地的消息传出，为何五六年过去了，连块复建房的地都没选好？

　　赵志鹏对此的解释是，2003年只是有关部门形成意向，真正的工作是2005年后开展的。此外，在复迁房选址工作中经历了波折，第一次选址因过于靠近铁路未通过环评，不得不重新选择。不过他也承认，如果把前期工作做得更扎实些，“把建好的复建房放在村民面前，工作肯定容易得多。”

　　“对地方政府而言，现在拆迁工作不是第一难，也差不多是最难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区政府官员这样感慨，“为何如今钉子户层出不穷？从一个钉子到一个钉群？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

　　这名官员指出，在拆迁问题上，香港同行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比如说与拆迁户的谈判工作，香港政府的做法是向专业社工购买服务，利用其专业经验出面沟通，效果好而且不易产生冲突。但我们这里，是政府将这部分沟通、安抚的职责包揽了下来。”

　　黄荣元则认为，“对于政府来说，必须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这是和谐社会的前提。”

　　“现在就是保佑复建房按期交付吧。” 对于刚刚过去的这段日子，梁培面对记者不愿多谈，这句话已是他目前最大的心愿。 本报记者 王舒怀 傅丁根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