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博弈 2009年1月1日到13日，14户人家陆续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
1月14日，广州数家媒体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武广线拔除最后两“牛钉”》。
从去年12月13日到今年1月13日这段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令梁培他们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诉求？
“我们打的是"温情牌"”。赵志鹏说。
“突破口”从送进医院的被打伤社员开始。“武广办”派人买花买东西送到医院，看望伤者，顺带趁热打铁，做通工作。
一些社员对“武广办”不信任，“你们这是个临时机构，过几天就撤了，有了问题我们找谁去？”
2008年12月22日起，荔湾区由区委副书记罗思源挂帅，从信访局、法制局、维稳办等机构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前往增滘“公关”，不少区领导亲自出面同“钉子户”谈判。工作组利用元旦集中与“钉子户”谈判，“分头包干调解，白天去晚上去，一天去几趟”。
一名“钉子户”对复迁房如期完工有疑虑。“要是建成烂尾楼怎么办？”“如果你有担心，把我的房产证押给你好了。”荔湾区副区长陈玉亮这样表示。
区领导的出面，让部分“钉子户”感到“多少有了点面子”，也乐于“下个台阶”。
“我们最后是被各个击破的”，梁培承认说。
最终的结果不免让“钉子户”们有些沮丧。3个月的坚持，他们不仅未争取到任何一点额外利益，还比首批签约拆迁户每平方米少了50元补偿。
“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以区别于那些首批签约的拆迁户”，赵志鹏说。
不过，在补偿标准之外，“武广办”及荔湾区政府作了尽可能的努力与让步。
“我们帮他们中的一些人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难”，荔湾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黄荣元说，“在就业、入学、养老等与拆迁无关的问题上，最大限度给以协助”。
“不过，从根本上说，这说明我们的补偿方案能够确保拆迁户的合法权益。”赵志鹏说。担任“武广办”负责人一职以来，他自嘲自己“头上添了许多白发”。
寻找平衡点 争执不下之时，“武广办”曾经想过申请法院强拆。“但等不及，一进司法程序，至少要半年时间。”
幸而事件未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回顾与“钉子户”之争，赵志鹏总结认为“前期工作如果更细些会更好。”
“整个拆迁期间，政府给我们的时间太少了，来不及考虑清楚。”梁培对记者报怨道。
不少区政府官员承认，对于拆迁户而言，拆迁意味着他们从独门独户的居住转变为公寓式居住，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肯定是做出了牺牲”。
拆迁期间，亦有社员对政府的工作效率提出质疑：早在2003年就有征地的消息传出，为何五六年过去了，连块复建房的地都没选好？
赵志鹏对此的解释是，2003年只是有关部门形成意向，真正的工作是2005年后开展的。此外，在复迁房选址工作中经历了波折，第一次选址因过于靠近铁路未通过环评，不得不重新选择。不过他也承认，如果把前期工作做得更扎实些，“把建好的复建房放在村民面前，工作肯定容易得多。”
“对地方政府而言，现在拆迁工作不是第一难，也差不多是最难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区政府官员这样感慨，“为何如今钉子户层出不穷？从一个钉子到一个钉群？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
这名官员指出，在拆迁问题上，香港同行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比如说与拆迁户的谈判工作，香港政府的做法是向专业社工购买服务，利用其专业经验出面沟通，效果好而且不易产生冲突。但我们这里，是政府将这部分沟通、安抚的职责包揽了下来。”
黄荣元则认为，“对于政府来说，必须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这是和谐社会的前提。”
“现在就是保佑复建房按期交付吧。”对于刚刚过去的这段日子，梁培面对记者不愿多谈，这句话已是他目前最大的心愿。
(责任编辑：安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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