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丕君:
这样刚才也讲了,我觉得这个工作主要长期的,主要可能对国情的认识不一样,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对事情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这样要作长期的工作,才能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接近客观。
主持人:
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外国记者,包括一些外国人对于他们不能够顺利地进入西藏有一些异议,但是我们注意到,去年年底国信办新闻发布会上,国信办主任王晨就说过,欢迎外国记者到西藏访问,我们还将简化一些入藏的手续。如果这个手续简便的话,对于外国人、外国记者进入到西藏应该是有正面作用的。
王丕君:
对,是这样的,实际上中国政府应该一直用开放的心态来欢迎外国记者和外宾到西藏去,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有一些记者从事了记者的职业不相符的事情,就像去年到了大昭寺、拉卜楞寺电视上也播了,这个对于我们地方政府来讲和藏区的老百姓来讲,他都不大欢迎,因为有些完全是制造了一些不稳定事端,所以像刚才代表团团长讲的,我们藏族最大的心愿就是维持目前稳定的事态,维持目前发展的状态。
主持人:
但是我们说到请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把外国人和外国记者请到西藏这么简单?
王丕君:
还要做交流沟通的工作,因为心结的东西光看还不行,要交流,要从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么来决定西藏的政策,为什么中国人这样看西藏,所以现在一般觉得中国人跟西方人为什么在西藏的问题上反差很大,这是一个问题,您刚才也问了,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通过交流以后来发生改变的。
主持人:
我们现在的感觉就是真实的西藏,我们想传达给世界的西藏西方人,似乎看不到,听不到,或者说看到了、听到了,理解不到心里去。而他们理解的西藏和我们真实的西藏又相差太远,这种偏差到底怎么能够把它转过来?
王丕君:
我想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个除了我刚才说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之外,达赖做了五十年的广告,他定格化以后再去消除事件,第三个方面就是西方人在西藏方面还有一些香格里拉的情结,认为西藏这样一个地方应该是轻松的、原始的,所以他认为现代化影响了西藏的文化,比如还有在西藏这方面,西方给公众传达的信息完全是跟西藏情况不真实的,而我们在国外关于西藏的图书,因为话语系统不一样,所以使得落地还是比较少。
主持人:
就像您说的,达赖集团已经做了五十年的广告,我们这个广告事业才刚刚起步,才做了10年,这四十年的差距我们能赶上吗?
王丕君:
我觉得这几年的变化是很大的,比如像去年以来,要是以前像西方的媒体如果用标题说打倒达赖,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这两批评达赖的越来越多,像德国、法国的一些电视台就直接制作的节目就是来直接批达赖的,所以像印度的记者到了西藏去看了以后,他们就认为达拉萨拉藏人的生活远没有西藏的好,而且西藏的发展不需要达赖。
主持人:
就是在对外宣传西藏这个问题上,达赖集团似乎已经抢占了先机,但是对我们来说,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持之以恒,润物细无声地去做。
王丕君:
可以这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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