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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报道是“游说人大”，讲述了在人大会场之外，民间教育机构游说“教育改革”、房地产商游说“振兴规划”等故事。这组报道认为，游说是民众的权利，透明和公开的游说有利于全体国民的整体利益。
对此，长平先生在《东方早报》发表评论说，从游说政府到游说人大是一种可喜的政治进步。
可以看到，游说人大主要是通过游说一个个人大代表来实现的。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现有人大代表的产生、工作和负责机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大代表不是“活雷锋”，在此前提下，游说人大的效果必将大打折扣，也极有可能成为人大代表寻租的途径。
按规定，人大代表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而在实践中，由于不少选民对选举权的忽视和漠视、乱选瞎选，让原本严肃的民主选举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形式主义；而现有人大代表非专职化、低待遇化、官员兼职化等，让人大代表的候选人之间，几乎从未出现过应有的激烈PK……
这让本应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人大代表，在现实中更多的不是对下负责、对选民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对领导和官员负责。两个事例可作佐证：一是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10日说人大代表发言时“前8分钟是在歌功颂德，对政府工作报告歌功颂德，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的没有时间了”；二是《青年时报》3月7日发布的一项“寻找人大代表”民调结果显示，有70％的受访者不知道如何向人大代表提出自身利益诉求，有92％的受访者认为诉求渠道不畅通。
按理说，选民向自己选出的人大代表反映自身诉求，应是畅通无阻的。我曾专访过英国、加拿大的议员或官员，他们不仅设立了固定的民众开放日，还常与基层民众“打成一片”，目的就是倾听和了解民众的利益诉求，进而替民议政、为民争利。其中，加拿大维多利亚市的华裔市长刘志强，已成功连任三届，他接受我采访时说：“如果不倾听市民声音，不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下一次选举他们就不选你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西方的议会制度有所不同，但代议制本身，就要求代言人能充分表达选民诉求。
而议会制的国家，对“游说”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比如，奥巴马总统上任的第一天就签署了“行政机关人员操守承诺”行政令，禁止政府人员接受说客礼物，为曾担任说客的人加入政府设下严格规限，以减少他们在工作时出现利益冲突的风险；行政令同时关上美国官员离职后加入私人企业的“旋转门”，禁止官员离职后转任与其在政府工作有关的说客。分析指出，游说是美国宪法赋予民众和团体的权利，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虽然民众对此有满腹怨言，奥巴马也很想撼动其根基，但实际操作中难度很大。
中国正在方兴未艾的游说人大与美国正在质疑和批评的游说国会，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我们深思。长平先生的乐观和欣喜，主要基于“从游说政府逐渐过渡到游说人大，说明人大越来越受重视”。然而，他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人大代表不能做到向下负责，游说政府和游说人大没有本质区别。你可以举很多例子证明游说人大正在兴起，但要看到游说主体是相对弱势的群体，而跨国企业等强势利益集团，显然深谙我们的政治之道，它们首选游说的对象不是人大，而是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和学者。
游说人大无疑是一种权利，但笔者认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显然不是乐观地推进游说，而是让人大代表候选人先PK起来。惟由此，才能让人大代表真正代表人民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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