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狗与法律形式主义

　　法象万千

　　睡龙先生

　　某电视台曾专谈“城市狗患”。主持人将城市狗患归纳为三大关系问题，即人与狗、人与人、狗与狗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是个社会问题。据载，仅2006年，全国因狂犬病而死亡者已近3000人，且有逐年增加的势头。对此，必然会有学者专家忧国忧民，提出相应对策，而且想当然会按照“依法治市”、“依法治校”、“依法治厕”、“依法治水”等口号罗列下去，最后开出“依法治狗”的药方。

　　窃以为，“依法治狗”，既是进行彻底治理的有效办法，又是引发城市狗患的动因。遥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城市禁止养狗，有关部门遂依法打狗，城市赓即便难觅狗踪。可见法律之奇效。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越来越好，“饱暖思养狗”，喂狗的人日见增多，狗的地位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叫“狗”，充满歧视意味，比方骂别人“狗东西”，便是不可饶恕的；而今要叫“宠物”啦！政策亦由禁止养狗转变为限制养狗。只要依法去有关部门缴纳相关费用、注射相关疫苗、办理法律手续，该狗便是一条合法的狗了。节目中的一个镜头，足以证成这一观点。一老者牵有一狗，记者前去询问，该老者便理直气壮地说：“我这狗是有证的哟！”

　　睡龙先生所在小区，物管部门最初对治理狗患信心十足，贴出的禁狗告示咄咄逼人。数日之后，狗们又在小区里蠢蠢而动，像打游击一样穿梭。几度三番，但见物管告示语气大变，改为善意提醒养狗人携狗出门要采取安全措施。自此之后，狗的活动变得大张其鼓，由游击战转换成正规战，小区内呈现出“狗进人退”的战略态势。还有一家，竟将巨型犬放在楼道的公用间里饲养，邻居出入往来，莫不心惊胆寒。吾人专门咨询其中缘故，答曰：禁不禁狗是法律问题，人家去有关部门办了手续，我们哪有权管。

　　于是俺明白了，城市狗类的发展壮大，除了其自身的再生产力外，法律保障更是重要原因，它们是依法发展壮大的。办理了法律证照的狗，便获得了在城市生活的权利。

　　首先是有了言论自由。盖法律只能要求每一条狗都要来办理手续，却无法要求它们不乱叫。据说美国有《恶犬法案》，规定城市之狗如果狂吠超过三声，主人便受重罚，吾国即便也移植出这样的法案，恐怕执行起来也很困难。《三字经》云：“狗(苟)不叫，性乃迁。”强制狗不乱叫，岂不改变了它们的本性么？俗话又说“狗不叫，那是遇到熟人了。”当今急欲形成市民社会，城市乃陌生人的世界，以故增加了狗发言的机会，不得不多浪费些口水来向陌生的市民们打招呼，以致白天黑夜狂吠不止。

　　其次是行为自由。盖茶余饭后，人要出来散步透气，狗也会顺时而动，纷纷要求与主人外出呼吸新鲜空气。于是乎，有大狗焉，有小狗焉，有不大不小的狗焉；有拴了绳的狗焉，有没拴绳的狗焉，前后相随，络绎不绝，左突右奔，上蹿下跳，公共场所随地撒欢兼随地大小便，其自由自在者乎！见了行人，大打其招呼，有的甚至还要撵脚，直到人有了回应———如厉声尖叫、两手发颤、双脚发软乃至当场晕厥为止，真是礼貌多端。此时此刻，狗主人凡有三种表现：

　　“上士闻之，制而止之”。喝令其狗若莎莎焉、若帅哥焉“滚回来！”或虚张声势曰：“不听话，老子(或老娘)打死你！”似乎那狗听得懂人话一般。若狗真的回去啦，则主人的支配欲得到满足，面露得色。“中士闻之，不理不睬。”似乎那狗不是他的。吾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这样的人必然法律水平较高，懂得到只要不予理睬，即便狗咬了人，也很难说跟他有什么法律关系。因为除了神仙，谁也无法证明该狗是该主人的。“下士闻之，大吼之。”尝见一女教师被突兀而来的大狼狗吓得惊叫娇斥。狗主人更是声震屋瓦，大喝：“又没把你咬死！”嗟夫，狗的凶恶程度，与其主人的凶恶程度，固成正比。古之谓“狗仗人势”，询不诬也。

　　呜呼，活在城市，何其难哉！钢铁森林包围着，各种噪音包围着，恶劣空气包围着，还被各种宠物狗包围着，不被烦死，也要被吓死。当人的权利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时，还谈得上狗权、猫权乎？为了保证自己不被吓死，以彰显“以人为本”的精神，也只能从“依法治狗”的政策法律中寻找智慧。据说豹子是狗的天敌，只要闻得豹子的味道儿，狗便会远遁，甚至吓得呜咽而泣、瘫软在地。而豹子小时，与狗相类，不妨购买豹婴，并在公安机关进行登记，登记册中类别，赫然填写为“花斑狗”字样，然后将其养大，与己亲密无间。散步时将其带上，各色狗等，谁敢近前？遂彻底远离狗患矣！如果有人提出置疑，吾人便像电视中那个被访老者一样理直气壮地说：“我这狗是有证的哟！它依法就是一条花斑狗。”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形式主义害死人。”天老爷呀！现在是法律形式主义害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