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夫人杨绛在一起陆文虎摄
年轻时的钱锺书
作者像
钱锺书先生，已离开我们10多年了，作为他的学生，我反复读着他的遗著，对他的学养、气节和大彻大悟，逐渐有了真正的理解。
独特的治学方法 钱先生学术方面的不朽贡献，不仅在于写成了许多传世的重要著作，而且在于创立了一种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独特治学方法。
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很独特,主要是打通和比较。钱先生在学术研究当中,数十年不懈地从事着打通学术壁障的工作。他说，我一辈子干的,就是要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成为一家。
钱先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小说家观点解读古今中外的文史著作。所谓比较，就是对大量的文学现象甚至包括非文学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揭示其间的相同或相异处，用以研究文学发展的历史和加深读者的理解。
钱锺书先生既是一位实践着的理论家,又是一位学者化的作家。他的创作印证着他的理论,他的理论包含着创作的亲身体验。
钱锺书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是：
第一、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看待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某些中国人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横扫了西方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这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对于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第二、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以前叫汉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世界上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和学术方法上的保守，极大地影响了发展的速度。钱先生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得到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
第三、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锺书先生生长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者所固有的狭隘保守;他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学究老夫子的迂腐做派。钱先生在诗歌、散文、小说创作中,都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譬如,他在散文名篇《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一文中记叙了现代人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抗议;在短篇小说《上帝的梦》中描写了人的孤独和人际关系的疏离;在长篇小说《围城》中则表现了人类理想的破灭……这些,都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一般作品的、与世界文学潮流颇为合拍的创作。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钱锺书先生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赶时髦、模仿西方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
第四、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人格上的榜样。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钱锺书先生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此后,作为知识分子，他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受过不少罪。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作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反对树立宗派,反对宣传自己,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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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彻大悟的人生态度 钱先生28岁就当了清华大学的教授，后来在国立师范学院担任外文系主任，有趣的是，当时他父亲钱基博教授是这个学校的国文系主任。钱先生自称“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他总是力图站在“人生边上”，对名利二字取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就是在推辞不掉，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并且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后，他仍不觉得自己是个“官”，还是一如既往地专心著作，丝毫不为名利所动。有一次，香港中文大学鉴于钱先生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取得的卓越成就，决定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钱先生却坚决不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以为他是因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而推托，就说可以委托他人代领证书。其实，钱先生的女儿钱瑗教授当时就在香港，钱先生却没有透露这个情况，坚持婉言谢绝了他们。钱先生博览群书，学贯东西，有很多家学会、刊物邀请他担任顾问，钱先生都不肯答应。他多次说过，那些所谓“顾问”，常常是只顾虚名而不问实务；顾此而失彼，问东而答西；一顾倾人城，一问三不知，因此，大可不必设“顾问”之类的职务。前些年，开各种纪念会成为风气，钱先生也很不以为然，认为凡是这种会议，都是招来一些不三不四的闲人，说些不痛不痒的废话，花费不明不白的冤钱。所以他一次也不参加。
钱先生从小上教会学校，在清华大学学的是英语，后来又到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留学，他的外语功力极为深厚。但是，我在钱先生呆过的一个单位，看到钱先生填写的一份表格，在“懂何种外语”一栏中，写着的是：“粗通英、法、德、意语。”我们平常见过的一些人，并不认识几个外文单词，就敢自称“精通几国外语”，他们的胆子真够大的。
钱锺书先生是纯粹的做学问的人，以他极为丰富的经历和广博的知识，钱先生什么不知道、什么不明白？他对浪费时间的应酬非常讨厌，对说套话、假话的人非常反感。他认为，“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他之所以不愿意见记者，不喜欢热闹和张扬，就是为了专心致志做学问，为中华文化做建设性贡献。但是，他的这种境界为许多人所不理解，有人硬是要把他拖到是非圈中来。例如，前些年，钱先生曾遭遇盗版问题的困扰。上世纪80年代初，《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很快就有了盗版，开始钱先生并不打算理睬，但是，越闹越凶，盗版书竟然出了十几种。甚至还出版了《围城大结局》、《围城续集》等书。钱先生被侵害得太过分，他实在无法再保持沉默，这才迫不得已站出来，在拿起法律武器的同时，发表谈话进行谴责。他说，对于一个出版社也好，一个新闻记者也好，一个责任编辑也好，不能只顾眼前，也应该讲一点职业道德。法律应该是公正而周到的，但不应忘记高于法律的还有道德准则，它的价值，它的力量，会更高更大，它需要通过作品来体现，更要以文化人的自我铸造来换取。以为崇高的理想，凝重的节操和博大精深的科学、超凡脱俗的艺术，均具有非商化的特质。强求人类的文化精粹，去符合某种市场价值价格的规则，那只会使科学和文艺都“市侩化”，丧失去真正进步的可能和希望。历史上和现代的这种事例还少吗？我们必须提高觉悟，纠正“市侩化”的短视和浅见。大家都要做有高尚品格的人，做有文化的人，做实在而聪敏的君子。这段话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震动。
钱锺书先生作为文学大师,几乎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被中国学术界和一般读者所认识。许多人过去不知道或不了解钱锺书其人,然而,一旦读了他的书,都能够立刻感受到他独特的魅力。当我们从他的小说、散文中发现，他书中的人物，无论是上帝还是魔鬼，也无论是伟大人物还是小小老百姓，从动作到说话，从外表到内心，几乎都无法逃脱地被钱先生用极为辛辣的文字，讽刺了一通。例如，《围城》中描写高松年老于世故、骗人有术，有这样的句子：“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演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们的大幸……”于是，想象中便可能以为钱先生是一个很尖刻的人。当我们读他的学术著作，见他对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化经典几乎没有遗漏地读过，并且常有非同凡响的心得，特别是读到他痛斥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看不起汉字是因为不懂中文，读到他批评王国维引用西方哲学著作解释《红楼梦》理解有错误等等。于是，想象中便又可能以为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其实，钱先生是一个非常温和宽厚的人，他的面容睿智而慈祥，他有着一对能够看透历史迷雾的慧眼和一双善于舞凤飞龙的巧手，不管什么时候去看他，他都是俯身在他那巨大的书桌上读书写作。
钱先生的妙语非常多。《围城》里随手就能摘出来。比如写方鸿渐和鲍小姐进了一家看着还不错的西餐馆，“谁知道从冷盆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再如：“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志。”大家看看书，类似的话，一段连着一段，非常精彩有趣。
钱先生对“大名气和大影响”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因为他认为：“大名气和大影响都是90%的误会和曲解搀和成的东西。”他在《围城》中对伪学者假文人的欺世盗名有深刻的揭露。对学术界某些人不认真做学问、写文章，而一味热衷于投机取巧、争名逐利，钱先生也很不以为然。钱先生常常给人以热情鼓励，意在激励后辈学者。他没有想到有人却借此进行自我标榜。我知道有一个人为了证明自己同钱先生关系密切，见人就拿出钱先生的来信给人家看，钱先生听说这件事后对我说，我给他的信里对他有批评，实际上他没有看懂。这个人闹出了笑话，自己还不知道。还有一个人更出格，竟然自我吹嘘说：“我的学问非常高超，连钱先生都说他不如我。”后来问钱先生有没有这回事，钱先生的回答很妙，他说：“我不如他，是事实；我没说过这话，也是事实。”就这个回答，就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真不知道那个吹牛的人怎么收场。
钱先生的幽默无处不在，每次去他家里看望他，他都会说很多高级笑话，也就是幽默。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住在医院里，也还是非常幽默。比如，他形容一位护士说话声音太大，就说：“她把我的病都吓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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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相伴的一生 杨绛先生今年99岁，我前些时去看她，身体不错，头脑仍然很敏捷。7年前，也就是她92岁那年，她写了一本书《我们仨》。这本书出版后引起轰动，连续很长时间一直排在最畅销的位置上。书写得非常感人，从文学的角度看，也是一本非常优秀的精品书。他们的女儿钱瑗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我读着《我们仨》，就想起他们仨来。钱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杨先生几乎每个白天都到医院陪同照料。由于医院饭菜不行，杨先生还要在家里为钱先生准备吃的。她将鱼或鸡去刺剔骨，捣成肉糜，放上切碎的蔬菜，制成流食后亲自带到医院。每天午睡醒来后，钱先生就睁着眼睛等杨先生来。1996年底的一天，我去看望钱先生。我和杨先生分别坐在病床两边同他说话。突然，钱先生开始咳嗽，杨先生早有准备，轻轻地拍抚他的胸前。发现他是有痰了，杨先生熟练地把吸痰器的玻璃吸管插入钱先生嘴里，开动吸痰机器，并不断调整玻璃管的位置，把痰吸出来；接着又在吸管上插上一段橡胶管，从鼻孔里插进去，直达气管，将那里的痰也吸出来。杨先生的动作就像是一个有经验的护士。看着杨先生做的这一切，令人非常感动。由于杨先生和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虽然是在病中，钱先生的精神还是愉快的，有一次他说：“其实我不难受。”
后来，女儿钱瑗也生重病住院了，杨先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照看钱先生，隔一段时间她就到另一家医院去看望女儿。医院在郊区，路远，又不好走，钱瑗怕妈妈太累，总不让她去。杨先生放心不下，就在钱瑗床头安了一部电话，母女俩每天用电话谈心。那以后，杨先生每天都要向钱先生报告女儿的情况。1997年3月，因医治无效，钱瑗去世了。杨先生心里很难过，但是，她却对我说：“我能亲自送走钱瑗，心就安了；要是我先走，丢下钱瑗，她就太可怜了。”杨先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她真是太坚强、太伟大了。她每天都要忍着巨大的心灵悲痛，费脑筋想好该对钱先生说些什么。钱先生聪明过人，没多久，他就猜出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为了不让杨先生太难过，他谈话时再不提女儿。杨先生见瞒不住，也就把实情告诉了。两位老人心里都很难过，这时候也只能互相安慰了。
钱锺书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有世界影响的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我举一个例子。钱先生逝世后，收到国内外大量唁电，其中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说：“在钱锺书先生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聪明、优美、善良、开放和谦虚。”他还说：“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被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钱锺书曾答复要求见他的人说，你要见我，不如去读我的书。钱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0年，让我们认真读书，包括认真读钱先生的书，我想，这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钱锺书先生很幸福，因为他有一个杨绛那样的好妻子。钱先生曾多次提到杨绛对他事业的巨大支持。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于1941年出版，当时，“作者远客内地，由杨绛女士在上海收集、挑选，编定这几篇散文，成为一集。”钱先生因此在本书卷首对杨先生表示感谢，并将这本书赠予她。小说集《人·兽·鬼》于1946年出版，钱先生在序中说，“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并再次志谢。”《围城》于1947年出版，钱先生在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乱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杨先生事后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高兴，催他快写。”为了省俭，“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后来，钱先生著《宋诗选注》时，杨先生曾自告奋勇，愿充当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凡是杨先生读不懂的，钱先生就得另外补充注释。“文革”中，家被“沙子”挤占，不得已借住办公室。钱先生要写《管锥编》，杨先生冒险回到家中，“两天没好生吃饭，却饱餐尘土”，从尘封的杂物堆中，清理出五大麻袋的笔记、资料。钱先生就是凭着这些，花三年时间，写定了《管锥编》前四册。钱先生一向不喜欢别人来祝寿，称寿日只是“受罪之日”；然而，拜寿者却逐年增加，数倍于前。钱先生实在应接不暇，只得躲避他室，访客全由杨先生挡驾劝退。几天下来，杨先生嘴上竟磨出了水泡。在近年新出版的《石语》卷首，钱先生又记下杨先生的功绩：“绛检得余旧稿，纸已破碎，病中为之粘衬”。可以说，钱先生已出版的著作中，都有杨先生付出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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