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民主、法治，我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法治，而我们的传统里面最缺这个东西。历代王朝即使实行法家思想，以法治国，它也只有刑，没有法。
《望东方周刊》：当时韩非子讲的“法”和现在的法，区别很大？
易中天：区别很大。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韩非子，包括所有法家，商鞅、管仲等人，他们的“法”是“王法”。这个管仲说得非常清楚。管仲把人分成三种：立法的、执法的、守法的。立法的是君主，执法的是官员，守法的是民众。民众没有立法权，这个跟现代法治，即使跟古典法治都不相符。古希腊的立法全部是城邦公民立法。就是说，法治的基本原则，这个“法”必须是公民立法，这个是最大的区别。
《望东方周刊》：韩非子的“法”是为君主个人服务的？
易中天：对。它不是保护人民的，所以它没有维权条款，也没有程序公正这个原则。
《望东方周刊》：所以你说，先秦诸子的思想，包括中国传统中，最缺的是⋯⋯
易中天：我认为头一条缺法治，第二条缺科学，第三缺民主。为什么民主排在第三呢？孟子好歹还有民本思想，有那么点意思，还沾边。荀子也有那么点科学的意思，但是荀子思想一直不是主流意识形态。
《望东方周刊》：所以其实这三点是我们没办法从先秦诸子的思想里继承到的？
易中天：但法家还提供了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比如说，它主张公开、公正、公平，虽然它那个“法”不对。法治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一旦法是恶法，它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坚决执行恶法，最后肯定是民怨沸腾；再一个就是知法犯法，或者以法乱法，因为它根子上有问题。为什么要法治？这个根本性问题没有搞清楚，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是美国的《独立宣言》。
《独立宣言》一开始就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一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自己中间建立起政府。”它把因果关系搞清楚了。而我们的法家是国家优先的：为什么要有法？为了国家强盛，为了富国强兵，称霸一方，兼并天下，和《独立宣言》出发点不一样。
错误的言论也有自由
《望东方周刊》：你说过，春秋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为什么？
易中天：出现了这么多伟大的思想家，所以是黄金时代。
《望东方周刊》：你说这个时代已成为一种千古绝响，真的不可能再复制了吗？
易中天：不可能复制。
《望东方周刊》：那么先秦诸子的出现究竟植根于什么样的历史土壤里？
易中天：当然礼坏乐崩是前提，这实际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国家、文化制度面临重大转型的体现。由（周朝）邦国制度走向（秦朝）帝国制度，或者说由封建制变成郡县制，这个就是礼坏乐崩。
打个比方，邦国制度是个什么结构呢？“天下”是总公司，“国”是分公司，大夫的家是子公司。总公司只有一个，分公司有几十个，子公司有成百上千个。如果维持这个结构不变，在孔子看来，就叫“天下有道”。
礼坏乐崩是什么呢？是子公司要吃掉分公司，分公司要叫板总公司。我有个比方，叫虾米吃小鱼，小鱼吃大鱼，大鱼叫板龙王爷。虾米就是家臣，比如鲁国的阳货，他专了他老板的政，他老板又专了他老板的老板的政，倒过来了，这样一个现象我称之为“资产重组”。最后到了战国时期，有三个子公司，分掉了一个分公司，就是“三家分晋”。然后这三家子公司，先变成了分公司，最后又变成了总公司，称王了。还有一家分公司—— 齐国，换老板了，另一家分公司—— 秦国，越做越大了。最后就变成一个总公司，分裂成十来个独立公司，这是战国的情况。到最后，结局是什么呢？是一个独立公司（秦）把其他公司全吃掉了，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公司，一个垄断经营的公司。
原来的封建制，天子分权诸侯，诸侯分权大夫，三级分权，层层转包，现在变成了垄断经营，真正实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礼坏乐崩就是从三级分权到垄断经营的“资产重组”过程。
这个时候，第一个出来救世的是孔子。孔子提出救世方案后，墨子和杨朱左右夹攻，反对和批判孔子。如果说孔子是“封建主义”，那么墨子就是“社会主义”，杨朱就是“个人主义”，所以，墨子是“左派”，杨朱是“右派”。左右夹攻的结果是孟子出来批杨、墨，把儒学向前推一步。之后，道家又出来釜底抽薪，最后发展到法家。法家为新的国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最后由秦始皇的“武器的批判”终结了百家争鸣。
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最后起作用的还是武器的批判。所以，我的《重读诸子歌》里有这么一句：“始皇一剑定乾坤，商韩简在帝王侧”。
《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先秦诸子出现的时代和现在有没有可比性？
易中天：有相同的地方，都是变革时期。不同的在于，春秋战国是乱世。
《望东方周刊》：那我们现在能为新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怎样的条件呢？
易中天：自由的空间，宽容的精神。首先要有这两条，这是第一重要的。春秋战国恰恰做到了这点。为什么呢？就因为当时“公司”很多，当时的士人很自由，朝秦暮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有自由的空间。第二个，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是一个残忍但又宽容的时代。对人民残忍，对士人宽容。因为国与国之间、政治集团之间存在竞争，必须善待人才。正是有了这两个条件，才有了诸子百家争鸣。
我非常希望今天的知识界，也包括广大民众能做到，当你听到不同观点的时候，第一，不要骂人。第二，不要在对方的动机上做道德文章。言论自由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错误的言论也有自由。美国有一部电影《性书大亨》，是以《花花公子》杂志为原型的。当时有人把《花花公子》告上法庭，说伤风败俗，应该查禁。《花花公子》的老板在法庭上为自己做的辩护是：我是流氓，我是人渣，但是如果连我这样的流氓都能宽容，我们的国家就真正做到言论自由了，言论自由是应该付出这个代价的。第三，当你听到不同意见时，也换位思维，想一想对方有没有他的道理。
有了这三条，我们就能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和宽容的精神。
有了这个前提以后，才有第二步，就是深入地阅读和深刻地思考。首先要读。不光读我们的先秦诸子，也要读全世界那些思想家的著作。这里面也还是要有这样一个精神，就是在我们阅读这些著作的时候，多想人家的道理，少挑人家的毛病。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要想他有没有他的道理。
第三步，我们还得对这样一些问题—— 当年先秦诸子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民族现在面临的问题—— 有探索的兴趣。在这方面，媒体真的应该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我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在“百家讲坛”播出，书出版后，我一直等待着，有没有媒体人对这样一些话题有兴趣。之前是有的，《解放日报》和《经济观察报》都做了专访。之后呢？很遗憾地，你们是第一家。如果我们的自称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对这样一些问题都没有兴趣，又怎么指望我们民族，我们国家再出现一次先秦诸子式的百家争鸣呢？哪里有指望呢？当然，我希望你们是第一家，但不是最后一家。我只是奇怪，有些媒体和评论家，起先指责“百家讲坛”讲宫廷、讲权谋，讲帝王将相太多，不讲重要的话题，现在我们讲了，他们怎么就不见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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