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妈妈卧底调查丐帮47天 乞儿背后有“老板”

　　“爱心妈妈”卧底调查丐帮47天

　　⊙《法制周报》记者 李俊杰

　　47天，对于12岁的乞讨儿童“小瞎子”来说，绝对是一个与人生命运对等的数字。从乞儿到被救，这一切的改变，源于上海姜女士的介入。相对其他城市依然在乞讨的流浪儿童来说，“小瞎子”无疑是幸运的。

　　乞儿背后都有“老板”

　　一次偶然的接触，让姜女士萌发了卧底“丐帮”的想法。

　　2008年10月29日，上海的姜女士做完肿瘤切除手术后，来到江苏省江阴市疗养。

　　在一次吃早餐时，姜女士发现，离她不远处，一个小姑娘正在做两脚从身后弯到头上的高难度的杂技动作，面前放着一个空鞋盒，向路人行乞。

　　姜买了一杯奶茶给小女孩喝，就离开了。可是没走多远，姜又遇见一个乞讨的孩子，也做着跟小姑娘同样的动作，面前的鞋盒上写着：我饿了，给我几元钱吧！

　　次日，姜要求宾馆换一间房，换到一个可以看到这些孩子的房间。

　　次日一大早，等她刚拉开窗帘，惊人的一幕发生了：乞讨的小女孩从一辆电瓶车走下来，放下书包就开始弯腰做杂技动作。不到45 分钟，小女孩集满10元钱，放进书包，盒子里留了一元钱。

　　经过打听，小女孩告诉姜，她的名字叫小小，10岁。如今，她已经是一个职业乞儿，乞龄2年。江阴市人民中路的一家肯德基门口，是小小每天工作的固定场所。她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只能吃两顿饭，早餐是见不到米的稀饭，晚餐是一个白馒头里夹上一根腊八菜。除此之外，每个在街上行乞的人都有硬性指标——她的指标是70～80 元，另外一个被人唤作“小瞎子”的每天是200元。每天回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被“老板娘”搜身，如果没有完成任务，等待他们的将是一顿毒打。

　　起初，小女孩不敢跟姜说话。根据“帮规”，所有的乞讨者都不允许与陌生人讲话。(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不远处，随时都有“监工”看着。

　　“相比之下，躲在幕后的河南商丘老板王四海（音），王建朝（音）却开着数十万元的豪华车，抽着中华高级香烟”。摸着小小粗糙的小手，姜女士忍不住哭了。

　　被骗乞儿回到老家

　　听闻小女孩的介绍后，姜感觉很吃惊。她决定，首先需要了解到他们的住处。

　　为了安全，姜女士把自己以前的看家本领也用上了——因为此前有开发廊的经验，姜每天不停地变换着发型。

　　通过蹲点和跟踪，姜掌握了两个大型行乞集团的窝点和行动规律。“他们的窝点是我在一个星期之后找到的，车厢用一块破布遮盖着，车厢里被分隔成上下两层，人站在里面腰也无法挺直，却住满了七八名小乞丐。天很冷，还要随时准备有人检查时逃跑，孩子们都只能和衣而卧”。

　　小小的家在河南开封，老板则是河南商丘人。老板跟小小的父母保证，带着孩子出门表演，好吃好喝还能帮家里赚钱。父母哪里会知道，自己孩子竟过着这样非人的生活。

　　来到警局后，让姜女士意料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小小的“妈妈”竟然早一步在警局里等着领孩子。看见那个女人，小小已经吓得不敢再说话，民警问小小：“这究竟是不是你的妈妈？”犹豫了很久，小小低着头说：“是的。”

　　姜从小小的眼神中读懂了无奈，小小早在之前就跟她说过，这地方没有她的亲人。

　　最终，拯救小小的行动失败了。姜女士把救援目标转移到了另一个河南来的乞儿“小瞎子”身上。

　　吸取小小的教训后，姜女士给派出所打电话要求支援。在警察的保护下，姜女士成功地把“小瞎子”带回了酒店。

　　1月19日，姜女士带“小瞎子”回到上海，10天后，姜女士送“小瞎子”登上开往老家开封的长途车。第二天一早，接到“小瞎子”家人打来的平安到达的电话，她终于松了一口气。

　　避免悲剧卷土重来

　　姜女士听说常州也有很多行乞的孩子，又独自一人跑到常州去调查。(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虽然在上海还有着自己的餐饮店要经营，可她立志要解救更多的小乞丐。

　　姜女士将自己拍摄下的照片及所见所闻在网站上公布后，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在某网站的该帖子点击率已高达百万。

　　据媒体报道，在姜女士的拯救行动通过网络被人知道后，由江阴市市委牵头，对乞儿集团的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2月13日，集中打击了一批乞儿集团，共有15名不法分子被逮捕。

　　据相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我国大概有100多万流浪儿童。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提交了一份关于强制救助流浪儿童的提案。

　　2007年6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1条明确规定：“禁止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者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第 71条规定：“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者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同时还规定，如果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在我看来，职能部门之所以一直打不掉操纵病残儿行乞的背后黑手，症结出在领导重视不够、部门之间推诿、缺少责任追究机制和依法行政没有真正落实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