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30日电 上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在事实上推行较为严格的“一胎制”生育政策，但是，在山西一个名叫翼城的地方，却执行了二十多年的“二胎制”试点。为什么这里的人可以生两胎，人口增长又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呢？日前，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栏目采访了翼城南梁镇西贺水村计划生育信息员车月莲、翼城县原计生委主任冯才山、曾任山西生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的梁中堂以及当地的村民等。
节目讲述了“二胎制”在翼城试点的历史及成效。以下为节目文字实录：
记 者：曾子墨
受访者：车月莲 冯才山 梁中堂
解说：上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在事实上推行较为严格的“一胎制”生育政策，“人口多，底子薄”是人所共知的基本国情，“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口号也在经历了阵痛后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在山西一个名叫翼城的地方，却执行了二十多年的“二胎制”试点。为什么这里的人可以生两胎，人口增长又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呢？我们来到了这座宁静的小城。
解说：翼城位于山西省西南，据说县城分布在翔山两侧，像张开的双翼，因此得名。这里交通便利，是一个经济水平中上的农业县，乡村道路的墙上随处可见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
车月莲：这是专柜，计划生育专柜，这是妇女普查，流动人口，这里面是出生证明，还有乡政府、县上上环，上环、看病，做B超，这里头是免费服务介绍信，可以不掏钱。
解说：车月莲是南梁镇西贺水村计划生育信息员，从赤脚医生开始她就在这个村子里替妇女接生，至今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骨干，村里的医务室、计划生育办公室都设在她家院子里。1982年，这个村子和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厉行“一胎制”，这时，车月莲的工作让她的母亲极端反感，老人们也很不理解。
车月莲：第一次，我记得是第一个给那家上环的时候，我带着人家，偷偷的两个人早上就走了，人家婆婆后来知道以后，人家在那个村口等着我回来，我骑着车子可高兴了，两个人又说又笑，还唱，到村口吧，一看是人家婆婆，我两个人都吓愣了，我一下车子，人家婆婆就指着我骂，说你家里当绝户头，也叫我家当绝户头，我那时候两个女儿，人说你们家没儿子，也叫我媳妇没有儿子，她媳妇也生两个女儿，人家就骂，我和我妈吵了一架。
解说：车月莲的母亲没有儿子，给车月莲找了“上门女婿”，也盼望家里能有个孙子传后。但是车月莲从1964年开始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到1978年才在母亲的要求下生了第五个孩子，是个儿子。和村里的大多数老人一样，在1980年代，传宗接代依然是老人普遍的想法。
车月莲：卡得特别严的时候，我们村有一年生了七个小孩，老百姓又说什么呢，说你是罪人，你将来就是罪人，说我是罪人，把计划生育抓的太紧了，政策宣传得太死了，那一年就是死亡的多，出生的少，出现了负数，等上一年级的时候，那一年生了七个，全是男的，没有一女的。
解说：1982年2月9日，国家11号文件提出：“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这一计生政策延续至今。但是，这份文件中“某些群众确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是特指农民第一胎生了女儿的。不过在实际执行中，仍然是全国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车月莲：就是说“催粮催产，刮宫流产”，这就是任务，每年就是前面一次、后面一次，我们家每年得开两次灶，过去那个工作难做呀，难做的时候就是大队的人，乡政府的人，派出所的，一来就是一二十号，到你这个家，你不愿意结扎，他们就动员你，来了这些人都要吃饭，一搞就是好几天，我们家比人家娶媳妇还麻烦。
身为妇联主任的张爱萍果断决定去医院引产 解说：翼城县是革命老区，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有着革命情怀，响应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很光荣的事情，但是“一胎化”的政策出台对于中卫乡人望村的冯翠玲却是一个打击。那是1979年……
冯翠玲：提倡晚婚我就是25才结婚的，我25岁结婚的，等预算是正月里结婚，农历就是十一月，阳历就是十月三十一生的我的大女儿，后来慢慢地人家有这个政策，人家就说不让，村里1980年已经说是不想让生第二胎，可是当时我们就说，我们年龄大了，结婚就迟，总心里想，都这么年轻，农村就说要一个也是要，要两个也是要，就是说一下生两个，不是就办了，可是人家也不让生咱也不敢。
解说：不能再生了，已经有的是个女儿，婆婆有些不高兴，也许不晚婚，第二胎也就生下来了，不过冯翠玲还是有些勉强地接受了只生一个孩子。
冯翠玲：咱也不是什么超人，咱总知道啥晚婚，你看你晚婚，你女儿再晚婚，她的下一代再晚婚，人不说一百年少生一代人，这咱就懂，虽然说咱给国家出不上什么力，但是但也知道少生一代人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这一点我家都做到了，我这一代做到了，这一代又做到了。
解说：1982年春天，中卫乡南庙村，22岁半的妇联主任张爱萍结婚几个月就有了孩子，那时，翼城县“一胎制”政策刚刚起步，更多提倡的还是“晚婚晚育”，身为妇联主任，离“晚育”要求只有半年之差的张爱萍果断决定去医院引产。
张爱萍：县妇联开的车来接到县医院处理了，回来当天晚上在我娘家停着呢，当时娘家我妈可支持我工作呢，当时我婆婆，我提前跟她说了，我婆婆也同意，就是处理了回来，我婆婆就，还不是村里老百姓有风言风语的，我婆婆接受不了，回来不跟我说话，跟我吵架，后来从我娘家住了两天回来，吵架不吵架，她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当时跟我丈夫说了以后，他也同意，才把这个孩子处理了的。
解说：在这间土屋里，张爱萍的母亲一连生下了四个女儿，心有不甘的她在37岁终于生下了小儿子，可是老天并不眷顾，小儿子7岁生病落下残疾。老人家把传递香火的愿望放在了长女张爱萍身上，张爱萍的丈夫也是“上门女婿”，孩子是要随母亲姓张的。半年以后，年满23岁的张爱萍又怀孕了，生下的是个女儿，她的母亲却充满遗憾，因为此时，“一胎制”已经成为翼城严厉推行的政策。满是革命情怀又身为村妇联主任的张爱萍当然不会违背政策。
张爱萍：独生子女，可是人家生了一胎都上了环的，当年就把环上上了，咱给人家说，生下一胎，月经第一次来得时候，干净了以后，三至五天就开始上环了，就给人家上门说，上门一说就都说上了，不上环也罚款，一胎不上环是罚300当时是，第二胎不结扎当时是罚500。
冯才山(翼城县原计生委主任)：我带着当时计划生育搜索服务队从镇政府，人民公社往东开始，逐村，一个村一个村挨着个儿做绝育手术，就提出来，要求生完一孩的必须上环，生了两孩以上的必须采取绝育措施，这就是一刀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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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给胡耀邦同志信中写的“晚婚加间隔”的办法是可行的 解说：冯才山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前几年退休，一直是基层干部，从乡团委书记到县计生局主任，计划生育一直是他主要的工作内容。家人形容他是老式的“毛式干部”，执行国家政策一丝不苟。
冯才山：反正就是政策面前人人平等，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是既要得到利益，但是你也要承担你的义务，承担你的责任，所以计划生育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国家就提出来，明确规定，要推行计划生育，就是你同意的，你要实行计划生育，你不同意的，就推着你，也得实行计划生育。
解说：在翼城县一个村子的路口，我们看到了一块铁皮标语，被当地人称为“国策门”，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它立在县里最繁华的地方，领导来视察时还得到了表扬。
冯才山：这边写的是“村民干部细算人均多与少”，那边是“糊涂干部单位产量高与低”，那边那个写的是“国事家事计划生育是大事”，这边是“少生优生按照政策计划生”。
解说：一个村子至少要刷六条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大喇叭广播、干部入户宣传，这是当时翼城县的要求。不过，“一胎化”是喊得震天，整个上世纪80年代，平均每对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都没有低于过2.2，翼城县在管理最为严格的1982年到1985年，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也只有一半，并且她们并不放弃继续生孩子。
冯才山：我们工作确确实实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老百姓不管你咋讲，他不认可你这种方法，也就是说表面上是一胎化，实际上是生了一孩的就上了环，她最终还是生了两个孩子，它把不是永久性的节育措施。要不是有些人总结了，说那个阶段是，干部没有少费劲，人没有少得罪，结果孩子也没少生。
解说：冯才山没有想到，1985年，全县计生人员正费劲心力控制人口增长呢，来了一位专家，希望在这里试点“二胎制”。
解说：希望在翼城试点“二胎制”的专家叫梁中堂，时任山西生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在1984年春天，他曾给国家领导寄了一份报告，提出允许有条件地生两胎，也可以实现2000年人口控制在12亿。
梁中堂：写给胡耀邦的，后来在自然人口学界呀，计划生育部门，他们熟悉，他否决了。但是否决了里边还有一个概念，讲这个道理，就把我那报告拿出来和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寅通他们一块儿计算了一下，看看行不行。他们计算了，确实大致我讲的是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又给中央，给赵紫阳写报告，认为推行梁中堂给耀邦同志信中这种“晚婚加间隔”的办法是可行的。这样才引来赵紫阳、胡耀邦对这个问题的批示。
梁中堂的试点让他很惶恐 解说：梁中堂的建议得到了高层的肯定，但是这个政策却迟迟不见放到实践中去，毕竟更多部门对“晚婚晚育加间隔”、允许生二胎的做法表示怀疑。梁中堂再次给中央写报告，希望能够申请做试点，并亲自指导。
梁中堂：同意做试点的报告给了国家计生委，国家计生委批示“同意”以后，让我和山西计生委的同志一起商量，当时我是山西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顾问，我们一起研究去哪里做。我当时提出了一定要是北方地区的农业县，中国它有代表性。第二个就是人口底子相对清楚一些，这样有利于对数据的分析。第三个就是地方自己有积极性，人家愿意做，不是被动地去做这个事。根据当时的计生委主任，他的意见，对于翼城县它的基础比较好，放到翼城去。
解说：梁中堂选中了翼城。此时，经过艰难的工作，翼城已经是“一胎化”政策红旗县，冯才山也刚刚从县计生局副主任升为主任，梁中堂的试点让他很惶恐。
冯才山：提升主任以后到县城开会，去了以后说是计划生育会，我们当时的主导思想肯定这个计划生育是从严从紧，这次肯定还是下达任务，因为提前没消息嘛，没信息，结果一开会，副县长一主持，梁中堂一讲，我们要允许农民生两孩，当时我这个耳朵一听，是不是听错了，再确认一下，就是，他说要搞试点，要允许农民生两胎，当时我这个作为乡镇级领导就有一个思想顾虑，说一胎化，从严从紧都控制不了了，你还要让生两胎，你让生两胎的话他很可能给你生三胎生四胎，那就没法控制了。
解说：翼城县领导在争议之后接受了梁中堂的试点想法，1985年7月，县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翼城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核心内容是，对于农民家庭，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可以生育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这一政策迅速传遍翼城各乡镇。
冯翠玲：再说农村毕竟是农村，总是想生二胎的，有这种思想，但是不让生，咱也没有办法，允许了咱就赶紧生一个。
曾子墨：就是想生第二个，还是说想生个儿子？
冯翠玲：要是说起来，肯定是想生个儿子，这生不下儿子也行，只要是两个就行了。
解说：冯翠玲的第二个女儿1986年就出生了，和大女儿相差7岁。张爱萍也是在得知这一政策后，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张爱萍：当时我婆婆说，你又是女儿，我说女儿就女儿，女儿还不要了，当时咱是乡计生委主任，还不是没有生下来以前，人家说，爱萍，不管是生女儿还是小子，你第一个做手术，我说不管是小子还是女儿我都是第一个做，我就是干这个以后还要做别人工作呢，我这工作做不通，我这以后“双女户”做的就不少了。
计生员对强制流产同村人都挺难过 解说：此前虽然是“一胎制”，但为了不激化矛盾，干部们也默许了偷偷生育第二胎的家庭，甚至还有20%的多胎家庭，试行这一政策后，翼城县的计生要求也严格起来。
冯才山：最开始先是把好三关，晚婚晚育关，二胎间隔时间关，杜绝多胎关，怎么把呢，一个是先下达人口计划，我算了，根据你这个村的人口数量、育龄夫妇情况，你每年每年，你哪个人应该生，谁该生，谁早生，谁迟生，有个表，有个张榜公布。大家都了如指掌，这个都很清楚。
车月莲：我们以前弄这个卡片，是上环了，还是结扎了，写得很清楚。
解说：在车月莲保留的文件里，还有那时的统计表。女性23岁以后才能结婚，生育要提前领证，第一胎后上环，第二胎在27岁申报，30岁以后生完要结扎，这是“二胎制”试点后翼城县在实际操作中的硬性规定。
解说：后来，婚育年龄和生育间隔都有所放宽，但是怎样实现这些规定呢？
车月莲：先是广播，大会开，小会讲，喇叭里广播，黑板报上写，发宣传材料，然后逐户逐户和育龄妇女订合同，我们那个家原来订的合同还在。
曾子墨：订合同，合同上是怎么写的？
车月莲：合同就是说，比如你是2002年生的一胎，你必须是按你的年龄必须在2006年你才能生二胎，合同到时候就给你发了，说你到2002年允许你生二胎，如果你在2002年以前生了，要按照计划生育政策罚多少钱，就是这样。
解说：除了宣传以外，在那个流行“承包”的年代，南梁镇还制定了村计生组“承包到户”的政策。当时西贺水村1090口人，计生组承包费是1300元。在他们的负责范围内，出现一个早婚扣掉100元，一个一胎不够年龄的或者生育间隔不够的也扣100元，一户生下三胎则扣500元。当然，当事人自己罚得更重一点。
车月莲：可是当时一定合同回来以后，我们把那个育龄妇女一家一家的细细一摸底，哟，光这“二孩”，九个不够间隔的，这怎么办？再一个是，其中有我的一个侄儿媳妇，她是“一孩”，因为她家，她父亲得白血症，害怕去世了，见不上媳妇，先把媳妇娶了，娶了以后她不够23周岁就怀孕了，村里人说，就看她，她能把她侄儿媳妇怎么样，她能让流了产，咱们全部都流产，她要把她做不通，我们都不干。
解说：最终，车月莲的侄儿媳妇还是做了流产。经济惩罚同村人或者强制流产，计生员都挺难过，所以他们更加重视“预防”。所谓预防就是“上环”或做“绝育手术”。
车月莲：当时也是好容易做通了一个工作，自行车把人家带上，到咱们乡镇，这一路，土路，咯噔咯噔把人家带去。
曾子墨：你带去的？
车月莲：带去以后给人家进行手术，手术完了以后，然后再把人家带回来，送到人家家里，送到家里这几天，还得到家里经常去回访，给人拿点东西，看看人家，再一个是安慰安慰，我那几年，那可是的确是下工夫干呢。
解说：1989年，翼城县人口出生率为21.65‰，明显低于普遍实行“一胎化”的临汾地区平均出生率25.88‰，和全国平均人口出生率相当。并且，根据1990年的统计，翼城县的新生儿性别比都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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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双全是最好 两个儿子最不理想 解说：孔祥菊家刚添了孙女，她在这个村被称为“双男户”，如今两个儿子都成家了。看着眼前的小孙女，二十多年前她生孩子的情形已经不那么深刻了。
孔祥菊：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想生，就是说生一个就能行，后来人家都说30岁的时候可以生第二胎，后来就生，说生一个女儿的，结果又生了一个小子，生了两个小子。
解说：在翼城有个说法，儿女双全是最好，两个女儿也不错，两个儿子是最不理想的。孔祥菊说当年政策允许生二胎了，她也跟着别人要了第二个孩子，这几年才体会到了为什么大家都说生两个儿子不好。
孔祥菊：这个是老大的孩子，老二去年是十一月，把老二给了，给了别人家了。
曾子墨：为什么要给了？
孔祥菊：你娶两个媳妇，你思想负担可重了，现在娶个媳妇就花十万块钱，你就说一天再干再干，干这一年，只是能把你一年的行行礼什么的，你就存不下钱，后来人家老二也情愿招，后来我就说招就招吧，到哪不是过呢，你就是把他给了他思想负担也不重，咋也不咋的，他养活他那两个，咱也能养活咱，都负担轻了。
解说：走进这灰色的小楼，里面装修一新，布置都很精致。这是大儿子的新房。在这里的农村，娶媳妇至少要花上十万块钱，大概也都用于装修、买家具了。二儿子要结婚，家里实在拿不出这笔钱了，孔祥菊的亲家是“双女户”，二儿子就自愿当了上门女婿。
孔祥菊：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害怕受气呢，人家都一直说，到了人家害怕受气呢，人家都说没有事儿，就是因为他没有儿才要呢，去了还不是亲热的跟什么一样，我说人家也是死心塌地了，咱去了看咋样，结果刚开始一说得时候，人家这家人去的时候就待的可好呢，花钱什么的从家就只管拿了，人家屋里可亲了，我那个亲家也好着呢。
解说：小孙女现在才7个月，儿媳妇就领了“独生子女证”，不想再生了。这一个孩子每月的奶粉钱就上得上千元，对于这个农村家庭来说，申请“独生子女证”还可以领到政府补贴，孔祥菊也支持孩子的决定。
曾子墨：你现在就是带小孙子了？
孔祥菊：啊。
曾子墨：家里靠什么收入来维持呢？
孔祥菊：她爷爷是给人家盖房子呢，她爸爸是在铁厂，在大新疆呢。
曾子墨：那么远？
孔祥菊：可不是咋，一直都没回来过年。
曾子墨：他见过小孩了吗？
孔祥菊：见过了，他不是一想了，想着要回来呢，她给他手机上发个照片他就不回来了。
上门女婿按当地的传统叫“顶门槛” 解说：翼城县农村招“上门女婿”是个传统，全县目前有4000多个上门女婿，当村干部的也不在少数。上一代的上门女婿要改姓，子女也要跟母亲姓，现在大多数家庭不要求上门女婿改姓了，子女姓什么也两人商量着来。人望村杨春香的丈夫就是上门女婿。
杨春香：要说起吧，当时我对改不改姓无所谓，因为年轻人都理解，只要他好就行，我妈不同意，传统观念一时打破不了，老年人她就接受不了。她说你爸姓杨，我爸早早的我十五六岁他去世了，你爸这一辈子就抱养了你一个，叫你把这杨家门槛顶起，你结婚以后，好像意思就是说杨家传宗接代就没有这个笑话了，现在我一家子都姓杨，只有我妈一个人姓许，我是抱养的我们家杨了，他爸姓杨，我儿子姓杨，女儿更不用说了，孙子，一家子姓杨。
解说：杨春香的母亲没有生育，她和丈夫商量着抱养了杨春香当女儿，指望以后找个上门女婿，按当地的传统，这叫“顶门槛”。没想到，1978年招了女婿，此后连续两年杨春香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儿，这时候计划生育政策严格起来，按规定，杨春香不能再生、应该做绝育手术了。在老人看来，她家又面临“绝后”的问题。
杨春香：我后来人家叫做手术，我老母亲哭得不行。意思还是想让要一个，她不敢说，她说你不要了，但是你不能采取措施，人家哭呢个，后来我给她解释，我说，妈你看，我一个人就把你管了，你要两个能咋，能养活了吗，那个时候管得真严，我自觉的采取了措施了。
曾子墨：你当时结扎的时候你丈夫什么态度？
杨春香：丈夫是刚开始也，我妈一说，丈夫最开始也不同意，因为他是招亲，你要是有个小子，一个是顶人家门槛，好像是你一个我一个，还有这种传统观念。
解说：杨春香当时已经是人望村的妇联主任，她觉得自己带了头才好给别人做工作。20多年来，她一直在这个村负责计生，让她自豪的是，这个村子历年没有一个计划外生育的，而且这里虽然政策允许生二胎，可是86户都选择了只生一个孩子。如今，杨春香的大女儿也招了亲，生下孩子后也领了独生子女证，但老母亲不像当年那样会为此伤心了。
冯才山：1985年试点的时候，1985年左右，我们翼城县人口占全省人口比例的1%，但是到了2000年，我们是圆满完成了国家给我们下达的30万左右的人口的控制目标。
曾子墨：比例是多少？
冯才山：和全省一比，全省我们只占了0.9%左右，下降了，和全省的人口的数量比我们这儿就下降了，虽然其他地方实行生“一孩半”，或者提倡生一个，但实际上没有少生，我们这儿尽管实行了允许生两孩的试点政策，但是也没有多生，而且还圆满地完成了控制目标。
解说：从1999年开始，整个山西省农村，第一胎生了女儿的人家，都可以生育二胎，但翼城依然算得上“生育特区”，从数字上看，虽然这21年“试点”成效显著，但“试点”依然只是“试点”。
梁中堂：和周围县比，由于这边的政策比较宽松，所以这样计划生育部门就一直对这个政策，这个试点，要求处于一种封闭状态，所以这个试点其实已经做了20多年了，但是外界对它了解得还是比较少。只是做这些研究的，在这个圈子的人知道。80年代做试点以后，全国曾经一下子计划生育部门都知道。但是以后慢慢了解它的人比较少了。
解说：同一时期和翼城县一起做人口政策试点的，还有辽宁省黑山县、黑龙江省黑河市、浙江省武义县、甘肃省酒泉地区等13个县市，试点方案也各有差别，有严格一胎的，也有无条件生二胎的，但是很少有坚持至今而且成效显著的。
解说：翼城的经验至今没有推广，梁中堂有些遗憾。翼城这样一个交通便利的革命老区，一个经济水平中上的普通北方村庄，它究竟能否代表中国一般农村的状况呢？如今，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健全已经让计划生育工作比二十年前文明、进步了很多，但是人口老龄化压力也随之而来，“生二胎”的限制是否会更加放开，2009年“两会”的网络提案，计划生育问题再次成为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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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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