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科：特使的任务不轻松

　　吴思科：特使的任务不轻松

　　在花甲之年重新返回中东，他们被选中的理由除了语言的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其丰富的中东地区工作经验，以及广泛的人脉

　　文 | 翟向东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的过程，从某些角度来说，它也许会比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更复杂。

　　几个月以前有一些人开始讨论关于经济衰退的问题，很多人士倾向于这样的一个理论：在经济衰退的同时，亚洲特别是中国还在不断前进，或者希望继续前进。我一直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因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发展非常快，肯定无法避免金融危机的袭击。

　　每个国家都没有考虑全球的利益

　　在这样一个现代社会里，当全球化如此严峻，当美国遇到如此大的金融危机，你很难说中国还能够一直保持不变。这样的危机会危及所有的国家，不仅仅是在出口方面，包括住房、消费在内，一切都将有所下降。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跟以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或者其他的金融危机是很不一样的。

　　虽然我们觉得很多问题是国内问题，但因为全球经济发展非常快，在出口这一块如果要恢复的话，将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危机袭击的渠道其实是很多的，并不是唯一的。比如说在金融市场上，非常感谢你们买了我们很多的债券，但是我们在债券的销售方面仍然有很大的问题。再如贸易渠道，也受到影响。在中国，一些外来务工者现在失去了工作。

　　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全球的金融危机，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球性的答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全球的金融政策，每一个国家都只是看着他们自己有利的一方，而不是看着全世界有利的一方，然后每一个人都在想——我如何将自己获得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没有考虑全球的利益，都只在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现在当我们处理金融危机的时候，每一个国家都在作出他们的应急政策，但这些应急政策都不是看着整个世界的方向，而是关注着自己国家的方向。

　　另外一个方面，我想指出的是，美国、西欧，也包括中国，都有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但如果仅仅关注自己的话，你会发现反而会让世界经济更不平衡。这一次金融危机并不是从发展中国家开始，而是从美国开始，但结果呢，反而是那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是经济比较弱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最大。

　　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很正确

　　现在要做到全球性的恢复比较难，因为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去制定出经济恢复的政策，所以我们需要找到的不仅是新的源泉，还有新的机构。

　　要金融系统有所改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可悲的是，不管是美国金融机构还是有关负责部门，都非常不情愿承认这个系统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些让金融系统出现问题的人不愿意承认这个金融系统出了问题，他们向全世界通告说他们非常懂得银行业该怎么运作，但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些泡沫是什么。

　　我在1990年写过这样一篇文章，是关于证券方面的。我那时就指出，在一个老系统的支持下，如果你贷一些款、借一些钱，没有办法收回的话，你是需要承担后果的。可是在新的政策下，很多人不在乎那些贷款的质量，他们觉得只要把钱借给更多的人就能收到相应的回报。所以出现了很多笨蛋，首先在欧洲出现了笨蛋，现在全世界都能看到，那么多的笨蛋觉得只要这样就能赢钱，因为他们从来不去看看这个系统的风险。

　　市场经济本身需要基于一个非常好的系统，它需要有一个可靠性，可现在的这一系统对于金融危机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把一些银行叫做“zombie”（“行尸走肉”）银行，其实这就像一些鬼魂银行，他们银行的系统已经没有了。这些银行本来已死了，却仍然参与赌博。

　　很多银行，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都采取这样的方式来争取再次重返市场，当时他们是得到了政府和全球的支持才复活的。所以从那一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银行亏本了，政府去支持他们，然后让这些银行复活，但是国家却损失很大。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金融机构一个很大的失误。

　　金融机构有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去分配资本，去协调整个市场。但他们却没有把资本分配好，甚至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他们鼓励人们去借钱、花钱，却没有控制好风险，反而制造了很多风险。

　　政府似乎开始在为这个危机作出一些决策，但不是从保护那些纳税者的利益出发，反而是保护了那些银行家的利益。有一些非常奇怪的政策，比如说当保险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纳税人都在输钱，可政府却把这些钱都给了花旗银行。

　　上百万个美国家庭现在为自己房子支付的钱，其实远远高于房子本身所值，但那些机构却不愿意去承认这些问题。事实上他们也知道房产价格再往上升的可能性很小，但政策上的拖延，反而使得价格迅速下降。可是这个时候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是政府。所以这些金融机构完全没有压力，为什么？因为政府承担了90%的金融的损失。

　　现在看来，解决问题的这些方式不是很正确，但是我们却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

　　中国该如何来应对这场金融危机

　　关于中国应该如何来应对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首先，要强调这是一次金融危机，这点已经做得很好；其次，要有这样一个动力，就是克服危机的动力。一个好的激励政策必须是游刃有余的，它应该在经济比较萧条的时候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在中国的“十一五”规划中，提到了一些创新的方式，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如果说在其中有一个比较难的问题的话，就是如何让整个刺激经济的计划能够平衡。

　　另外，为什么中国现在的存款率会这么高。其实前几年政府都在讲希望存款率有所下降，并出台了一些措施，可是仍然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供求增长没有很好适应的问题，而且也暴露了政府可能没有很好的政策来面对一些企业所要遇到的风险。

　　此外，我们需要有更好的竞争政策。同样要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因为全球化可以带来一些好处，但同样也会带来一些问题。经济全球化使得目前的危机以最快的速度向全球蔓延。

　　我觉得我们要重新来定义这样一个全球化，虽然我已经定义了很多年。整个世界都要对全球化作出回应，你会发现美国提出的很多政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开始思考该如何制定游戏规则。

　　现在是时候讨论一下如何改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的恢复当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应该在全球经济的恢复中拥有信心，并起到一个能让全球经济继续稳定下来的作用。

　　（作者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本文是他最近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经授权本刊独家刊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