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申报在中国解冻 官员抵触仍存制度难题

　　中国式财产公开的制度难题

　　有人说，中国官员的财产有它的特殊性：很多财产具有隐蔽性，不在公开的范围。官员们往往通过资金外逃、遗产继承和赠予等方法隐瞒财产，难以发现。

　　一个是远在西部边陲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阿勒泰地区，一个是东部沿海连接上海、宁波两大城市的“黄金节点”浙江慈溪市——这两个间隔大半个中国的地方，在2009年年初不约而同地出台了一个相似政策：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

　　慈溪700名干部财产公开

　　财产公开的目的是监督那些口是心非、“台上孔繁森，背后王宝森”式的干部。

　　近日，慈溪700名现职副局(科)级以上的市管干部完成廉政情况公示。公示内容涉及官员的房产、汽车等财产，官员廉洁自律和廉洁从政情况，配偶和子女工作求学、名下房产等情况共24项。其中包括领导拥有多少住房、私车，是否有因公、因私出国，有否借委托他人证券、股票或理财名义获得不正当利益等情况。

　　中国商报记者致电慈溪市纪委，一位张姓女士三缄其口。她告诉记者，按照上级的指示，对外停止宣传。比我们做得好的地方很多，比如新疆。刚开始做，务实一点，等取得成绩之后再说。之前有记者来过，即使你们来，得到的内容也是一样的。记者遂与慈溪市委宣传部联系，其电话也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在慈溪市纪委的网站上显示，公示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本人及家庭基本情况，包括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私家车拥有情况，以及出国（境）求学（定居）、经商办企业情况等8个方面。二是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情况，包括有否在公务活动中借考察、培训、会议的名义进行公款旅游；因公出国情况(时间、任务、组织或邀请单位、经费来源等)；因私出国情况(时间、地点等)；有否借婚丧嫁娶之机大操大办、收钱敛财；有否参与赌博或以敛财为目的的变相娱乐活动等5个方面情况。三是遵守廉洁从政准则的情况，包括有否利用职权职务便利或影响，为本人、配偶、子女以及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等11个方面的情况。四是本人认为需要报告和说明的其他有关情况。

　　对公示中能主动说明问题并认真纠正的，原则上不予追究或从轻处理；对有问题且不主动向组织说明的，一经查实从严处理。领导干部廉政情况公示，是慈溪市作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民主测评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干部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之一。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将对公示内容的真实性进行测评，测评不满意票数达三分之一以上，经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规定予以追究。

　　据称，财产公开的目的是监督那些口是心非、“台上孔繁森，背后王宝森”式的干部。

　　为达到这几个目的，慈溪进行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一是公示后，由慈溪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在各个单位内对公示内容的真实性进行测评，测评不满意票数达到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核查属实的，按照相关规定予以责任追究；二是在公示表最下方公布举报电话。

　　地方公开官员财产的风险

　　从当前情况看，财产申报制度面临启动难、对象复杂、且部分官员存在抵触情绪、民众接受和认可不易等难点。

　　浙江慈溪市和新疆阿勒泰地区，一个是东部沿海的富庶之地，一个是中国版图最西北角的边陲小城，这两个地方在官员财产公开方面不约而同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不是偶然。

　　按照国际惯例，在经济不发达的时候，会有更优先的事情需要去做，例如经济建设等。而当一个地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人们对社会治理要求达到很高的程度，特别是对反腐。反腐

　　机制的建立关系到国家是否可以平稳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的关键。

　　显然，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

　　实际上，在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市这两个地方公开财产的风险并不大。一个是贪腐条件相对不足，一个是富的理所当然。新疆阿勒泰地处偏远地区，在经济、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上创新不足、也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一方面，阿勒泰与其他城市相比公开官员财产的风险较小，公务员相对缺少条件腐败，最多是到餐馆里吃喝一顿而已。

　　浙江慈溪市也有自己的特点，经济条件好，思想更开放。据调查，当地大多数官员有两套房两辆车，慈溪市政府工作人员对此回应称，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慈溪市的公务员平均年薪有8万元左右，当地还有很多人家都经营自己的企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周志忍告诉中国商报记者：“我在慈溪市调研十几天，对当地的经济状况有直接感受，当地官员普遍待遇比较高。在慈溪，官员直接职务得出的财产并不多，他们本人或者很多亲戚在做生意，为官的人脉关系会为其创造可观的经济利益。然而，这种情况是否是腐败很难界定，法律上也没有相关依据。官员个人的经济行为在法律上是有效的，官员的权力与其个人经济行为之间关系不清。这种情况与红顶商人的概念不一样，红顶商人是打着集体的招牌。”

　　新疆阿勒泰和慈溪不约而同地进行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并不是中央统一安排，而是地方自己动起来的。中央没有明确的表态，但态度有所松动。现在中央的态度是默许和支持，说明官员财产申报在中国解冻了。

　　从当前情况看，财产申报制度面临启动难、对象复杂、且部分官员存在抵触情绪、民众接受和认可不易等难点。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老百姓对官员应该有什么样的财产存在错误认识，在老百姓的传统意识中，要求官员两袖清风、只干活或不拿钱。这种情况下一旦公开的官员财产超出公众预期，可能会产生很大冲突。仇富成为官员财产公开最大的心理负担。

　　财产申报存在技术障碍？

　　申报财产最大的目的就是让干部接受群众监督，预防腐败，如果申报失实，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之前，慈溪市委书记洪嘉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财产申报试点是原先述廉报告的深化，财产公开制度可能十年都难突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一位教授也认为财产申报给反腐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期望不要太高。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讲，地方财产申报的尝试有破冰的意义。中央通过对这些地区的调研积累经验，为今后制度上的设计提供事实样本。

　　实际上，公务员财产公开在学术界呼吁很多年了。老百姓也认为反腐要加大力度，呼声很高。目前收入申报都是面上的收入，财产性收入才能反映官员腐败的真实状况。

　　令人遗憾的是，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总是在讨论中“躲”了过去,年复一年。

　　其实，此前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至今该法不仅未见出台，虽然中央先后发布有《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和《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在强化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经常性监督方面起了一定作用。由于上述两份文件在法律地位上属于政策性文件而非规范性法律；申报对象的范围较狭窄且未涉及其近亲属，申报的范围只规定基本收入，未要求全面申报财产状况，申报种类却只规定了日常申报，受理机构缺乏监管权威性，违规申报的责任制度太过温和等诸多方面，极为单薄，导致我国目前的公务员制度因缺失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而难以实现初衷。

　　《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建议的提出者、全国人大代表、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告诉中国商报记者，2006年《公务员法》正在做的时候，很多学者就建议把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写进《公务员法》中，把财产申报的义务在制度上设计进去，公务员不应该没有财产申报义务。

　　针对韩德云2006年的提案，内务司法委员会办公室的答复是《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案》正在研究和起草，但出台的时机不成熟。到了2007年，韩德云的提案被转到监察部。这一次，监察部的答复很具体。他们给出了时机不成熟的四点原因：首先是社会信用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其次，因为涉及到官员家属合法财产保护问题没有解决；其三，存款实名制和财产史明志等相关配套制度没有建立；最后其他相关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另外，有人认为官员财产公示的技术障碍还包括现金交易不易被发现、金融系统的身份信息确认存在漏洞和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备。

　　这样的答复，显然不能让韩德云认同：“虽然财产实名登记制度还没有出来，但是《物权法》实施之后，存款实名制已经实行几年了。这几点技术上的障碍都不存在。社会信用要政府去做，而政府信用要公务员去做才能实现。这几点理由可以理解但有点牵强。”

　　韩德云分析之所以迟迟不纳入立法计划，一方面公务员制度建立时并没有伴随财产申报制度，造成官员的权力和义务没有对接，现在中途开始说有这个义务，一些人不适应。另一方面民间老百姓对公务员财产公开的期盼非常大。所以官民之间对财产申报制度存在不同的理解，分歧较大，各自的期盼和想法不对接、不对称。这个法要出台的话，一方面要满足老百姓的期待，另一方面又要满足当前官员的状态，这个僵局很难打破。

　　就在不久前，阿勒泰地区纪检委对首批55名县处级官员初级干部的财产申报进行审核时发现有部分官员存在虚假申报财产的情况。

　　对此韩德云认为，地方要求官员申报财产，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这样执行起来就会遮遮掩掩、拖拖拉拉。公务员们会等等看领导是不是心血来潮，会认为这个领导二三年调走了，财产申报自然不了了之了。虽然阿勒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虚假申报的问题，但是不要局限在某一次的申报上，要形成一种常态持续执行下去。

　　就目前的规章制度看，干部虚假申报财产并不违法，不会受法律惩罚。这就会鼓励一些人肆无忌惮地造假。申报财产最大的目的就是让干部接受群众监督，预防腐败，如果申报失实，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应该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保证财产申报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