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道统与政统

　　孙中山可以视为这个新传统的开创者：一方面，他是三民主义的创立者，是新的道统的主要阐述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中华民国当之无愧的思想导师。另一方面，他也是兴中会、革命党、国民党的主要领袖，是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统，是北伐战争的实际指挥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喻中

　　《三国演义》开篇即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讲的是天下政权演变的趋势。其实，这句名言也可以用来描述道统与政统的关系。本文所谓的道统，是指思想领域；所谓政统，则是指政治领域。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道统与政统的关系，也呈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以政道合一开始，中途变为政道两分，如今又是政道合一，刚好构成了一个循环。

　　以孔子为坐标，在孔子之前的2500年里，道统与政统是合在一起的，道统的象征就是政统的象征，思想权威就是政治权威。历史上长期并称的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构成了一个代代相继的谱系，周公则是这个谱系中的最后一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既是普天之下的思想导师，也是各个时代最高的政治领袖，是实践政治的操作者，履行着最高的政治责任。这些人一身兼二任，游刃有余地主宰着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政治两大领域。

　　然而，在孔子之后的2500年里，情况发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化：思想导师与政治领袖分离了。思想导师的谱系由孔子开其端绪，一直传到清朝末年有圣人之称的康有为。按照新儒家的划分，这个思想谱系又可以分为两枝：偏重于心性的子思、孟子、朱子、王阳明等，以及偏重于政治的公羊、荀子、董仲舒、刘逢禄等。不过，无论是偏重于“内圣”的思想导师还是偏重于“外王”的思想导师，都只能在思想的王国里指点江山、纵横驰骋。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孔子，虽然也享有“王”的称号，但却只是“素王”，用现代话语来说，其实就是“思想之王”或思想导师。至于政治领袖，则是历代帝王充当的角色。历代帝王在重臣们的辅佐下，处理国家和天下的实际政务。帝王们虽然享有至尊的政治地位，但是，他们一般不会觊觎思想导师的头衔。他们从小熟读圣人之书，在思想导师们的精神滋养下长大成人。他们的政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实现思想导师们规定的“外王”事业。

　　思想导师与政治领袖的分离，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对于政治领袖而言，思想导师构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存在，且对政治领袖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作用。历史上所谓的“无道之君”或“失道之君”，就是指一些政治领袖背离了思想导师们的教诲。这种“严于斧钺”的“酷评”，对于历代帝王的言行多多少少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力。换言之，思想导师虽然不可能成为政治领袖，但在思想的层面上，能够对历代政治领袖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最大的愿望，就是“应帝王”，就是成为引导政治领袖的思想导师。孔子之后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梦想皇帝的宝座，但是，“得君行道”，一直都是他们的理想。

　　可见，在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期，中国的政治与思想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向：从尧舜文武所代表的政道合一转向以孔孟朱王所代表的政道两分。前期的文武之道与后期的孔孟之道，看似一脉相承，其实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断裂：文武之道的阐述者是政治领袖，孔孟之道的阐述者是思想导师。从此以后，思想导师一般不在庙堂，而政治领袖则不再享有圣人或思想导师的称号。孔子与孟子，成为圣人或思想导师的主要象征。当然，还有一些在孔庙里陪着吃冷猪肉的人，大体上也可以分享思想导师的名份。这种状况，耶稣所谓的“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圣经马太福音22：17》)，庶几近之。

　　分久必合。康有为之后，思想导师与政治领袖相互分离的漫长时代结束了。一百年来，思想导师与政治领袖的关系再次走向“合一”。孙中山可以视为这个新传统的开创者：一方面，他是三民主义的创立者，是新的道统的主要阐述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中华民国当之无愧的思想导师。另一方面，他也是兴中会、革命党、国民党的主要领袖，是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统，是北伐战争的实际指挥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又是那个时代的政治领袖。可见，孙中山也像孔子之前的尧舜文武一样，同时兼具思想导师与政治领袖两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