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份新式官报

　　都知道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为钳制舆论，残害报业和报人，制造了癸丑报灾，致使民国初年的中国报业惨遭破坏，报界就此陷入沉寂。然而，却少有人晓得袁世凯也曾因形势所迫，于维新变法之后，为迎合上意，“开民智”、推“新政”，主动上书筹办报刊，开启了短暂的新式官报时代。

　　现在的天津河北区狮子林大街与金纬路交口，也就是集贤书院旧址内，就诞生过一份袁世凯为迎合朝廷新政，上折子请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最终获准制办的地方官报——《北洋官报》，这块地方正是策划创办该报的机构——北洋官报局。

　　话说1900年，康有为、梁启超与光绪小皇帝的百日维新失败后，封建中国内外交困，内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良夭折、义和团运动遭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联合镇压，外有八国联军侵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根基有所撼动，颜面大大受损。尽管骨子里反感改革，但为当时不堪的局势所迫，也不得不选择开“新政”以挽回丢掉的脸面，缓和内忧外患带来的双重压力。

　　既然要自上而下推行“新政”，须有重要的传播渠道和宣扬工具为其服务，而报刊，尤其作为封建政府喉舌的官报，无疑，是堪当此重任的首选。传递新政思想、传播官方信息、传承传统文化、引介西方先进思想文化，进而引导国民认清国内外形势并不断获得觉醒，既能满足清廷标榜“革新”、用“新政”修复封建政府形象的原始初衷，又能借此官方喉舌的舆论强势遏制民报在民间舆论中的影响力。于是，1901年4月，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给清廷上了一道奏折，“以宣德通情，启发民智为要义”，“讲求政治学理，破锢习，淆知识，期于上下通志，渐致富强”为宗旨创办一份新式官报，地点设在当时民办报业市场较为发达而官报相对匮乏的天津，即清廷推行新政的重镇。

　　北洋六镇，辖天津、山东两地，拱卫京城，大臣由皇帝任命，可直接办理外事，权力之重越过各地督抚。当时的北洋大臣袁世凯颇识时务，率先推行北洋新政。天津，作为北洋六镇的核心重地，成为清末新式官报的滥觞之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清末民初的天津，出版业有所发展，全市范围内“兴学之风”盛行，教育和文化普及程度较高。与此同时，邮政事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天津邮政总局借助大清邮政总办代发的优势，在全国十几座城市设有代销处，发行范围广泛，保证了报刊发行渠道的稳固与畅通，这些都为新式官报的发展营造出相对成熟的报业发展环境与人文环境。

　　1901年8月，北洋官报局成立，袁世凯特地派人到日本选购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并聘请日本技师指导。一切准备就绪后，1902年12月25日，《北洋官报》创刊，又名《直隶官报》，身份是直隶地方政府官报，开始是隔日一期，之后改为10天一期，直至1911年10月停刊，总共不到9年时间。该报内容定位于政府公报，但没有拘泥于此，除了政府官方信息之外，还系统介绍了国外社会情况、外来的新思想、新知识，并对中国时下形势与不足之处提供了改革意见和措施，成为封建改革派的宣传工具。该报凭借官方传播渠道和信息，以及外来信息的引入，起到了“广见闻，开风气，而通上下”的作用。

　　《北洋官报》，可以说是一份清末创办时间最早、最有影响力的地方政府官报，也是清末第一份新式官报。毕竟在此之前，所谓的古代官报，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政府机关报，更多的是停留在封建官文书的状态，具体来看，就是没有固定报名、没有自采新闻、更没有自己的评论，信息量小，覆盖面小，时效性差，别说外国人嘲笑它，就连国人也对它嗤之以鼻。

　　而《北洋官报》，虽说也是封建朝廷自上而下的官方行为，有点附会改革的味道，但却形成了报刊固定的内容、体例、办报思想、办报方法等相对完整的模式，相对于之前的封建官报——报房《京报》而言，有了很大的进步。《北洋官报》，维护封建统治的喉舌功能得以发挥的同时，也让清廷看到了这一推进新政舆论工具的重要作用。随后，1903年，南方又请办《南洋官报》，并由此带动了大多数地方和部门纷纷模仿《北洋官报》的潮流，揭开了“新政”的序幕，引发了清末10年新式官报的迅速发展。

　　然而随着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以《北洋官报》为代表的新式官报时代也随之终结。尽管新式官报标榜“新政”，但仍然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带有一定的反动性，因其不得民心，而最终匿迹于时代的更迭中。不过，也不能不承认，由《北洋官报》引领出的新式官报模式，在清末推进朝廷“新政”、促进近代报业发展中，发挥了“启迪民智”、“开社会风气之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