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捐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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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困母亲幸福未来（记者手记）
6天采访,我们走了西部两省一市7个县,见了二十几位贫困母亲，她们困苦、挣扎、呼唤……一切历历在目，心绪久久难平。
我们目击了贫困，阅读了坚韧，也见证了成功；所见所闻，让我们忧心，也让我们感动，更让我们有了呐喊的冲动。
贫困母亲，一个特殊的群体。
采访中，我们忧心。每当走到一户贫困母亲的家，我们的心里都会觉得酸楚。
贫困，不是因为她们懒惰，不是因为她们没有责任感；是她们脚下的土地太贫瘠，是她们的命运太多舛。祖辈留下的只是故纸堆里的荣耀，亲人带给她们的多是病痛的呻吟。
贫困，也不是因为她们懦弱。恰恰相反，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坚毅，是勤劳，瘦弱的肩膀上，压着家庭的重担。她们艰难地生存着，几乎是凭着原始的本能和落后的技能与命运抗衡，但改变命运的进程是那样迟缓。
采访，也带给我们欣喜。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贫困母亲摆脱困顿后灿烂的笑容。
就是靠“幸福工程”两三千元的救助款起步，昔日“不知道一百元钱是啥样”的贫困母亲，盖起了新房，建起大棚，养起了牲畜家禽，买上了编织机，生活开始红火起来。
采访中，还有欣慰和感动。因为，我们看到了脱贫的母亲精神上的欢欣。
拥有22个大棚的沈海丽说：“3000元贷款对我精神上的支持是巨大的，把这笔钱投给我就说明我行，我被信任和肯定。贫困地区妇女地位很低，要想在社会和家里有地位，就要有经济地位才行。”还有一位以前的贫困母亲、养着80多头猪的王金芝，现在是家里主事儿的，丈夫是个瓦工，以前全家靠他手艺过活，现在丈夫给她“打工”。丈夫说，虽然出去做活儿也能赚钱，但要离家在外，现在好了，一家人在一起。贫困母亲宋彩英说，最难忘的是接受救助款的那一天。前一晚她就没咋合眼，想着穿啥衣裳。当天她更是紧张兴奋得不得了，她说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多的钱是要她签字才能领到手，她觉得腰都挺直了。领了钱就急着往回跑，丈夫、孩子还有公婆都等着呢。那种感觉真好。
“命运不公平，但我们要尽力”，受救助的贫困母亲的话，语调柔和，却铿锵有力。给她们一缕阳光，她们就会灿烂。而一位母亲的灿烂，可以给一个家带来春天。让孩子过好日子、读好书，这是每位贫困母亲脱贫的动力和目标，孩子们是懂事的：王金芝的女儿在全年级336人中排名第六；窦淑英的孩子7岁，现在已经上三年级，因为成绩突出跳了级；李秉菊的儿子虽患有血液病，但成绩出类拔萃，目标是考上医科大学……
我们更想呼喊，向全社会呼喊。“命运不公平，但我们要尽力”，贫困母亲的话，是激励自己的，但也应该是对社会的警醒。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解决贫困群体的困难，固然是政府的责任，通过构筑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制实现社会公平；但是，慈善事业、救助工程也是重要而宝贵的力量。而且愈是市场经济发达、社会保障健全，慈善事业愈是蓬勃兴盛。毕竟，经过30年改革开放，富裕起来和过上小康生活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许多人有条件、不少人也有愿望献出爱心。当目睹了贫困母亲的哀愁、感受到被救助母亲的欢欣，我们强烈地期盼，热切地呼唤，更多的人行动起来，为幸福工程添一块砖，加一片瓦，出一点力！人们的每一份爱心，都如同一缕温暖的阳光，有了这缕阳光，贫困母亲原本暗淡的生活——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就会变得灿烂！有了幸福的母亲，就有了幸福的未来！
幸福工程
1994年，我国政府出台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当时全国的贫困人口为8000万,而贫困母亲数量大约为1500万。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经过探讨与论证发现，部分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农村家庭贫困状况突出，而贫困家庭的母亲又是遭受贫穷折磨最重的一个成员。于是，1995年，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口报社共同创立实施的幸福工程诞生，并组成了由王光美任主任的幸福工程组织工作委员会。该项目主要以贫困地区计划生育家庭的贫困母亲为救助对象，围绕“治穷、治愚、治病”，采取“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救助模式，帮助她们发展家庭经济，脱贫致富。目前，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是顾秀莲。
(责任编辑：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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