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提出“四大体系” 只是政策分析框架

　　政府与市场要撇清

　　《瞭望》：在“四大体系”这个新框架下，作为医改难中之难的公立医院改革，应该如何定位？

　　王虎峰：医疗机构我们都管它们叫医疗服务提供者，关键是如何将它们分类，之后才好管理。

目前公立医院的分类方法我认为是不科学的。我们现在是两分法，一类是营利性医疗机构，一类叫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我认为应该分为三类，一类叫营利医疗机构，一类叫非营利医疗机构，一类叫国有医疗机构。国有医疗机构不是天然的非营利医疗机构，非营利医疗机构不但包括国有的，还包括非国有的。只有按照非营利医疗机构的模式去运作，确实经过一定程序改制的才能算作真正的非营利医疗机构，才有资格享受国家相应的税费优惠政策。而现在我们的情况是，随便贴一标签，所有的国有医疗机构都变成了非营利医疗机构，未经任何改革，没有任何条件约束。这样对我们的深入改革是非常不利的。相当于明明没改革，还是给贴上标签说改革已到位了，这样下去以后怎么改？

　　对公立医院不是一味地让政府包办，政府做事不得法，做一堆不该做的事，该做的又都没有做到位，最终只是有心无力，让老百姓失望。公立医院的改革必须尊重它自身的发展规律，非营利组织模式就是这个规律。

　　《瞭望》：我们的药价贵，重要原因是流通环节出了问题，药品代理跟药厂和医院已经形成了很复杂的利益链，这个关系不切断药价永远低不了，关键是如何切呢？

　　王虎峰：药物领域这一块，说到底还是要靠市场调节，政府管是管不住管不全的。药物领域本身属性是竞争的，就应该利用竞争机制去解决。其他三个领域都涉及到了药品的生产、流通和使用，所以要联动，才可能奏效，单独的药物领域改革是没有办法改变局面的。必须上下游联合起来调整才会有效。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行政手段使医院部分使用我们重点调控的药品，那么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医院自身的经费的来源和运转，还有药品的生产上流通上，一揽子都要解决，否则一个地方卡住，整个政策都会失效。至于生产和流通那一块，我认为所有部委的政策资源应该整合起来，树立一个标杆，告诉企业我鼓励你做什么，不鼓励你做什么，不允许你做什么，企业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会自动地吸收政策所给的信号去做，但是前提是信号一定要清晰。最可怕的是一个部门一个信号，搞得企业没有政策预期，结果就变成了急功近利，甚至走歪门邪道。

　　“保小病”比“保大病”更有意义

　　《瞭望》：医疗保障体系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虎峰：按统计数据来看我们很快就能实现一个新的突破，再过两三年我们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群就能被医保所覆盖。但是问题在于政府如何把这笔钱转化为服务，医保这笔钱如何花才花得出效果。医保定位在什么地方，投入到什么地方去才是最有效果的，这仍然是我们研究的课题。

　　就像“保大病”“保小病”问题。“保大病”很原始，因为它很好办。首先是得大病的人毕竟比较少，其次是保大病的方式往往是患者支出后我们分担一下费用，这个费用是确定的，这办起来很简单。难的是怎样通过医保来调动医疗服务促进公共卫生事业、提高生活水平。“保大病”“保小病”不是简单的报销医药费，应该采取更周密的政策干预，比如说，如果在老百姓得小病的时候不管不问，不干预就会得大病，得大病就得给钱，造成浪费，老百姓自己也不舒服，那还不如在小病的时候就进行干预，干预并不是说把所有的花费都包了，而是通过一定的政策，鼓励在小病期间就积极看病、防病，政府用政策去督促，而不是得病了就给钱，那样对提高国民健康和身体素质没有任何意义，对我们卫生事业的最终目标没有任何意义。“保小病”比“保大病”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但是也更有意义。

　　《瞭望》：有专家认为医保要发挥全效，有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正规就业的人要占很大比重。而我国的国情是流动人群和边缘人群比例比较大，医保可能得不到期待的效果。针对这种说法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王虎峰：医保本身是个风险分担机制，它不能直接解决服务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全民医保，也不见得能得到廉价、优质、便利的医疗服务。医保的特点是光有资金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质量高的服务作支撑，老百姓才会满意，这才是实效。如果光有保险光有钱，没服务，或者说服务越来越贵，性价比越来越低，那就是失效的。有人说中国只要全民医保就什么都解决了，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他没有看到医疗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有钱跟能享受到廉价、便捷、优质的服务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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