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升迁和问责不能打时间差

　　升迁和问责不能打时间差

　　或许有人会说，鲍俊凯、刘大群是在被处分之前，就已经升迁了。然而，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在去年8月，早在当年9月，时任质检总局局长的李长江就因三鹿奶粉事件引咎辞职。即便调查需要一些时间，到去年11月也不可能认识不到两人的责任，他们在处分下来之前就不可思议地调往异地、官升一级，这该向毒奶粉的受害者们如何解释？

　　我们对一些问题官员的“带病复出”已经见怪不怪了。

问题官员不是不能复出，而是该怎样复出才能让公众接受。对问题官员的问责，是一种制度性惩罚，问题官员的复出也应该有一个制度性出口。前提必须是程序公正——要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信息透明——要让公众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如此悄悄地异地升迁，难免让公众心生疑惑。

　　现在看来，在某些地方，有些被问责的官员可能就是替罪羊，需要以复出、升迁来补偿；有的是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中，问责可能是舍卒保车；有的可能纯粹就是为了平息舆论而被迫进行的“技术性问责”。这样做，问责就不再是一种纠错制度，而是一种避重就轻的选择。也许正是这些原因，才有悄悄复出、边问责边复出，甚至是和问责“打时间差”的复出。

　　摘编自《齐鲁晚报》4月10日文/肖余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