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需30年相对高速发展
樊纲认为中国金融监管方式现在得到了回报
“大家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信心如何?”在昨天由本报担当首席报刊支持媒体的第三届外资银行高峰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向听众发问。
没掉进“赶超陷阱”
樊纲表示,中国过去在金融领域的一些谨慎做法、比较慢的走法、被很多人看不上眼的监管,现在得到了回报,受到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
中国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躲过一劫,也是因为我们还没发展到那一步,属于“小孩不得大人病”。“但中国这个‘小孩’还是长得不错的,没用催肥素,没有掉入赶超的陷阱”,樊纲说,这也是支撑他对中国继续保持发展势头的信心来源。但躲过一次危机并不意味着能躲过下一次,有信心并不等于能够解决根本问题。他认为中国需要再有30年相对高速发展,速度维持在年增长8%至9%左右。
为何还需30年?
在樊纲看来,看经济结构的调整不能只看产值,而主要是看人口就业结构。经历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转移出一半的农业人口,工业化的进程才走了一半。他说:“过去有大约70%的人口是农民,现在还剩35%到40%,但按照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农业人口要下降到10%左右,才是完成了基本工业化的进程。”
樊纲指出,只有在农业人口在10%以下时,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可以达到基本均衡,也就是实现经济学中所说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这个过程,韩国等花了30年左右基本完成,但对于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和就业量来说,可能需要再多用30年。如果这个任务完不成,中国经济就进入不了良性循环的平衡点,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将难以解决。
未来增长可持续
樊纲认为,过去30年的增长不能完全归结于依靠资本、劳动力投入,全要素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也是重要推动力。什么是全要素生产力?樊纲略举几例,包括市场化改革、人力资本的外溢效益、研发投入的增长、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外资外贸的外溢效益等。
未来30年,以上这些要素是否依然存在?樊纲的答案是肯定的。资金、人力投入依然不缺。他认为,在另一些要素方面,未来30年应该更有作为。例如市场化改革,我国金融领域还没有完全放开,还有改进余地,如果进一步改革,能释放出很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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