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有食堂，那绍小学几百个学生不得不在土操场上站着吃饭。
本报记者 李鹤摄
中午12点，午饭铃声一响，教学楼前的土操场沸腾起来。操场上，支起了二十几张桌子，没有凳子。七八百个孩子在太阳底下捧着饭盒，站着、走动着、自顾自地吃饭。操场显得异常拥挤局促。
这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隆林各族自治县猪场乡的那绍村完全小学。因为没有食堂，不得不站在操场上吃饭的学生，成了当地的一道“奇观”。4月3日，在那绍小学采访的记者目睹了这一场面。
自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最早提倡举办寄宿制学校起，8年来，随着全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深入，撤点并校的展开，寄宿制学校渐成农村义务教育主流，办学条件与寄宿生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那绍小学的不能承受之重
陶春明清楚地记得，10年前自己上任时，全校只有285个学生。而现在，全校共有14个班级800多个学生，由于家远路遥，学生住宿率高达96.7
%隆林县地处在滇、黔、桂三省交界，是一个“老、少、边、山、穷、库”的县份，境内重峦叠嶂，沟壑纵横，石山占总面积的35％，土山占65％。
当地人说，常常是两山看似近在咫尺，却要走上1个钟头甚至更长时间的山路。地貌是阻碍娃娃上学的巨大屏障。全县曾经散布着300多个教学点，供学生就近上学。
隆林县教育局档案显示，2001年起，全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展开，当年该县撤并了1/3的教学点，减为225所。在之后的8年中，教学点数量以平均每年十几所的速度递减。到2008年，教学点仅剩下80所。
教育局局长黄凯说，这80所教学点，不能动也不敢动。在黄凯眼中，这些教学点偏远简陋，但却好比是“普九”最末端的毛细血管，一旦断血，则可能意味着生源的永久流失。
与教学点裁撤相对应的，是寄宿制村完小以及中心校规模的急遽膨胀。
那绍小学校长陶春明清楚地记得，10年前自己上任时，全校只有285个学生。而现在，全校算上学前班共有14个班级800多个学生，是原来的3倍。由于家远路遥，学生住宿率高达96.7%。这些个数字，压得陶校长喘不过气来。
让他坐卧不安的，不只是在操场上站着吃饭的学生。缺食堂，更缺宿舍。全校只有18间宿舍，每间宿舍上下铺加起来也只有12个床位。一张简易木板钉起来的床上，三四个学生如沙丁鱼罐头般头脚相错挤在一起。
宿舍实在容纳不下了，学校被迫暂时在教学楼一侧搭了个“L”型的窝棚。三四十米的通铺上，一个一个学生排过去，居然又挤下了80多个人。泥土地面还留着雨后的水洼，阳光从屋顶密布的洞隙照进来，午睡的孩子一脸安详。
厕所问题同样突出。全校师生总共只有18个蹲位，与每20个学生设置一个蹲位的建设标准，相去甚远。
学生用水，更是陶校长的一块心病。山区饮水难，要解决几百个学生的集中饮水是难上难。学校在校舍对面建了一个“望天池”，又投入了2万多元，从2公里外把水引过来。
陶校长向人自我介绍时习惯说，“我姓陶，陶行知的陶”。他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可是现实却让他焦灼难捱，一脸苦相。如今，陶校长最大的愿望是对面的新宿舍和食堂能够快点盖起来，上面拨的80万元建设经费已经到位。他相信，不久，食宿紧张的情况就可缓解。
县教育局局长的清单 黄凯在纸头上列出了10项县里需要投入的建设项目，一加总，竟需3个亿的资金。
“全县现有预制板房校舍54栋，推倒重建需4085万元；
“学生食堂尚缺140栋，需投入709万元；
“需建学生运动场204个，投入1984万元；
“全县中小学厕所蹲位尚缺2971个……”
县教育局局长黄凯，在纸头上列出了10项县里需要投入的建设项目，一加总，竟需3个亿的资金。
乡镇里寄宿制学校的难处，黄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甚至直接跳到那绍小学正在垒砌的石头墙，指挥新食堂的建设。但是，建设经费和配套资金的划拨远远跟不上学校的实际需求。全县有270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没法一碗水端平，只能把资金向效益好、有规模的大学校倾斜。
2004年起，中央和各省级人民政府共同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三年中共投入100个亿用于寄宿制学校校舍建设。“现在根据公开报道，04、05、06三年加起来是90个亿。个别地区有挪用现象。建设经费的"扒皮"现象比较严重，经费不能100%用到建设上来。”著名农村教育问题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袁桂林教授说。
经费紧张之外，学校自身的管理也普遍存在缺陷。许多寄宿制学校缺乏专业后勤管理人员和专项资金，学校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只能由学校老师轮流监管。这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是加重了教师负担，二是管理质量不高。
多数学校夜里值班没有经费雇人，只好由老师轮流值班。“各地校长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袁桂林说，“国家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只是解决了校舍建设问题，却不包括人员配备。比如管理员、炊事员，给不给编制？谁给工资？这些都没有明确规定，尚待规范。”
由于缺少管理人员经费，现实中，许多学校的一个普遍做法是：拿出贫困生“两免一补”的钱，来给炊事员开工资。这严格说来是违规操作，“本来是直接给孩子的，学校挪用也是无奈之举。”
村里娃的“上学路” 三四个小时的回家路程，在隆林县农村寄宿学生中比较普遍，最远的学生回一次家甚至需要7个小时以上，路上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忧
每周五，是10岁的蔡旭伦最喜欢的日子，因为终于可以回家见妈妈，可以无拘无束地玩耍。他上个学期才到德峨乡中心校上三年级。下午3点放学后，蔡旭伦会约上同村的三四个伙伴一同步行回家。几个孩子在公路上跑跑跳跳、嬉笑打闹。
公路是环山开凿的，一边是峭壁，另一边就是百丈的悬崖。不时有汽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家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用作交通开支，而且回家的路车辆也根本无法到达，最后还得爬上1小时的崎岖山路。这样，大概晚上6点，天色变暗的时候蔡旭伦才能回到家里。
三四个小时的回家路程，在隆林县农村寄宿学生中比较普遍，最远的学生回一次家甚至需要7个小时以上。路上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忧。
等到周日下午2点，他又得往学校赶。回去时，书包里多了三四斤米，那是他一周的主食。菜由学校统一做，争取让学生每天都吃到肉，钱从3元的寄宿生生活补助里出。
实行“两免一补”伊始，学校都是直接把钱一次性发给学生，由家长签字领取。但后来发现，学生的伙食并没有改善，钱被家长用作家里的其他开支了。于是，才采用现在的方式。
在隆林县，学生住宿是免费的，也基本不产生交通费，所以家长只需给孩子带些主食和零花钱就可以了，负担不重。当地家长文盲居多，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很希望孩子学知识，有文化。虽然路远了，但是可以免费接受到相对更好的教育。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寄宿生通常要额外支出住宿费、交通费和伙食费，寄宿导致教育成本大幅增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教育蓝皮书《2009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显示，在中部地区，每个农村家庭因寄宿而额外增加的费用平均为657.3元，在西部，这个数字是787.8元。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农村寄宿制学校管理干预，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在校生的巩固率都有重要影响。
该机构对于学生饮食、身体发育和心理发育方面的数据调查显示，寄宿生和非寄宿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有高达50%的寄宿生每天只吃两顿饭，高于非寄宿生的38%。农村寄宿生比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平均身高矮9厘米，非寄宿生只矮5厘米。
此外，与非寄宿生相比，寄宿生的娱乐时间减少，课业负担重，学生普遍感到生活紧张、压力大。学校活动空间狭小，寄宿生在学校的生活简单枯燥。因此带来的学生尤其是低龄学生心理问题不容忽视。
撤并之后的思考 总的来说，办学重心上移是对的，但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一刀切。中国农村盘子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教育改革又是个牵涉千家万户的事情，应该有足够的缓冲期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造成农村就读学龄人口减少。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在2001年左右，城镇初中在校生首次超过农村，城镇小学在校生数虽然一直小于农村，但二者差距却在不断缩小。
农村中小学的布局调整，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大规模推广，农村学龄人口将进一步向城市转移，布局调整的客观需求依然存在。寄宿制学校成为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种重要办学模式。
2001年之后，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由原来的“三级办学两级管理”，即县、乡、村办学，县、乡两级管理，改为以县为主。当时，这一消息曾让多年研究农村教育的袁桂林兴奋不已。他评价这是“第一次将农村教育纳入国民财政保障”。
目前，各地区的布局调整基本是根据当地实际进行，初中已基本形成“一乡一校”，实行寄宿制，小学尤其是中心小学实行部分寄宿，多为高年级学生寄宿，村小和教学点基本无寄宿生。
寄宿制学校的优点是明显的。如显著扩大了学校的服务半径和服务人口，一定程度上集中了优势资源，特别是对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儿童的积极作用突出。
同时，布局调整中出现的阵痛不可避免。比如学生宿舍拥挤，条件艰苦；食堂面积过小、设施不全，学生就餐不方便；用水存在一定困难，缺乏开水房与浴室；学生从家到学校路途中存在安全隐患等等。个别地方路没通，教学点撤并后，学生不去上学了，个别学校则出现了因民族、宗教、文化因素学生辍学的现象。
回顾寄宿制学校的发展路径，袁桂林认为，这些问题与布局调整步伐太快有关。“几乎是一个文件下来，就要在一夜之间改。总的来说，办学重心上移是对的，但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一刀切。中国农村盘子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教育改革又是个牵涉千家万户的事情，应该有足够的缓冲期。”此外，他认为，一乡一校这种做法有点机械。“很多大的村子，原来有很成熟、教育质量也不错的村完小，但现在都给很机械地合并了。”
解决农村儿童上学远，袁桂林教授在寄宿制之外提出另一解决思路：校车系统。他曾赴美、加、日等国考察，那种黄色校车遍布全国，是政府义务制教育阶段免费配套服务之一。只有在校车无法达到的地区，才发展寄宿制学校。袁桂林认为，校车和寄宿制至少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两个途径，而且校车系统应该优先考虑。“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在尝试，也有私营人员进入这个市场，但需要全国性的规范。”
社会学者梁晓燕从教育理念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她认为教育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过程，“如果让孩子从小与社区文化、家庭文化隔绝，我们的教育便制造了文化的断裂。所以，孩子的教育中，社区教育、家庭教育都不可少。”
“寄宿制学校是一种学校形态，本身没有问题，全世界都有寄宿制学校。但要根据地区、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梁晓燕认为。
(责任编辑：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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