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冤不找法院算不算法官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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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新疆都市消费晨报》被乌鲁木齐一家物业公司“封杀”，报社在致读者的公开信中表示，“必须用自己合理合法的行为来恢复公正”。听起来法律意识挺强，而实际上他们并未诉诸法律，没到法院讨还公道，而是实行自救，将真相与是非诉诸公论。

　　舆论在热烈探讨“为什么谁都敢封杀媒体”。有媒体总结，目前我国尚无相关法律法规，来保证报纸发行渠道的顺畅；也无新闻法来保证媒体不被恶意封杀。问题又被归结为“无法可依”，归结为法制不健全。但报纸作为一个民事主体，真的就未获现有法律的保护吗？可能报社并不想诉诸法律，它像普通百姓一样，不知道法院水有多深，觉得其中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从近期的一系列新闻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法院并非人们心目中“恢复公正”的一个好选择：上海白领王帅被老家河南灵宝警方非法拘押，按理他可以向法院“告官”，维护其公民权利，但他没有。在其他类似案件中，个别法院受公权力驱使，给公民安上莫须有的罪名，从而成为世人唾弃的对象。

　　众目睽睽下的表现，让法院造就了自身的刻板印象，一步步滑入社会生活的边缘。自然，法院是一个被动的机构，如果人们不找法院，法院也没法子。但人们有冤不找法院，这算不算法院的悲哀？一种职业身份轻微到如此地步，执业者该不该为此而感到羞辱？

　　有人习惯性认为，法治是西方舶来品，其牢固确立有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大误解，其实中国有自己的法律传统，自然那是一个封建法律传统，但官府以行政、司法合一的形式向老百姓提供司法救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少西汉初就在各级官署门口置一鼓一钟，百姓击鼓鸣冤，官员必须升堂。虽有“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之毁，但又有“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民谚。看传统戏剧可以发现，中国人一直把“恢复公正”的希望寄托在公堂上。

　　今天，法院有时被人忘却，这不是西式法治尚未在中国生根，而是一个古老本土传统的中断。法院，从古代行政司法合一的官署独立出来，按照我们的古老传统，本应专意接待民众“击鼓鸣冤”。独立意味着专业化，法官本应获得一种专业人格，在“恢复公正”上有更高追求，做得更好。

　　对于这种现实，有人归咎于司法不独立。但凡事只怪体制，从业者不作个人检讨，也有悖情理。法官，既不是政客，也不是痞子，他们应当是一类专业工作者。他们必须有职业理想，遵循自己的职业伦理。一个合格的法官，必须下一番“修身”的功夫，养成让人信任的职业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