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年报道之上海 八千地下党员成为幕后英雄

朱鸿兴

　　幕后英雄：完整的布防图交到陈毅手上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垂死挣扎，曾狂言要把一个破烂的上海留给共产党。当时，活跃在各条战线的8000多名地下党员，及时制订和部署了保护大上海的斗争，他们开展秘密的反迁移，反破坏，反屠杀，保护工厂机关学校的斗争，把国民党反动派对上海的破坏减低到最少程度。

　　“解放前，上海有着非常完善的地下党组织，秘密分布在各条战线上。”时任暨南大学地下党总支组织委员的朱鸿兴告诉记者。

　　当时，上海市的地下党工作由上海市委统一领导，下属工人运动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商业职工委员会、教师运动委员会，甚至在国民党警察局的内部还有警察委员会，他们打入国民党的核心，保护了大批的地下党员。

　　在8000名地下党员中，最多的是学生地下党员，共有4000名，“1947年我到达暨南大学开展地下党工作时，那里只有7名党员，快速的发展地下党员就成了主要工作。”

　　朱鸿兴向记者回忆了发展的全过程。

　　“首先是把一些进步书籍送给学习工作比较突出的学生，由于要尽最大可能的隐藏身份，因此最开始只是把《童年》，《在人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书给他们看。”在当时，这些书可以公开阅读，但市面上很难买到。

　　在交流感想的过程中，朱鸿兴留意到一些学生产生了进步思想，“我就开始借给他们一些不能公开的书籍，当时比较受学生欢迎，作用比较大的书是《西行漫记》，学生们从这本书中了解了共产党，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则让他们对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的变化。”

　　接着，便是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当时每个行业都有外围党组织，比如工人运动委员会的益友社，商业职工委员会的华联同学会。”而暨南大学的外围党组织则是雷社。

　　当时，朱鸿兴秘密地把每天新华社电讯记录下来，编纂成内部刊物《学生报》，《黎明》，《迎春歌选》等，这些秘密刊物在雷社内传播，启发了进步学生加入共产党的意愿，一些学生还并主动提出入党。

　　“我不能公开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因此我会告诉他们，好啊，你想入党，我也想，我们一起试着去联络地下党，能找到的话，就加入。”

　　当时的入党申请书全部用米汤在一张白纸上书写，米汤干涸后看不到纸上的文字，阅读时用碘酒在纸上刷一遍才能识别。“这些入党申请书在阅读后，必须立即烧掉，避免被敌人发现。”

　　当时的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地下党内部所有人员只能单线联系，“有了指示，我的上级党委会有专人跟我联系，而我只通知下级的4个党组负责人，然后再一级级的通知下去，直到每一名地下党员。”出于保密的需要，这些指示不能记录，全凭口口相传，“我们的脑子都很好，听一遍就记住了。”朱鸿兴笑着说。

　　1949年5月初，根据闸北区委的紧急指示，解放上海的战役即将打响，解放军急需上海市城区街道的详细布防图，要求各党支部收集情报。

　　“我们白天就在街上假装‘逛马路’，把所有马路两侧的工厂、商店、仓库、学校、医院，特别是国民党军警机关所在地的门牌、名称、岗亭哨位和碉堡的位置统统记清楚，回到家里凭着记忆绘画。一条条详细具体的马路地图交给党支部汇总，然后拼凑成完整的地形图。”

　　任务在一星期内就全部完成了，这张完整的布防图随后送交到陈毅粟裕大军，成为了解放军进攻和接管上海的作战地图。

　　这些成绩背后是上海地下党人付出的巨大代价，1946年7月至1949年5月，仅暨南大学就有126名学生党员被逮捕，200多名学生被开除。

　　至今，朱鸿兴仍然可以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一段经典话语：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全世界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这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我们的座右铭。”

　　解放亲历

　　曹者瑜：原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家住在南汇县一个小小的江南水乡。5月12日那天从西边传来爆炸声，我赶忙跑到外面向西望，一片火光冲天，哄哄爆炸声越来越密，火红的光越来越高，映红了西边半边天，照得江边房子的西墙也红了。

　　回到家父亲问我西边怎么了，我说西边半边天都红了，人家说“共匪”要来了。父亲听后说，不是“共匪”，是共产党，共产党来了要分田地的，共产党来了有饭吃了。

　　第二天刚吃好中饭，听到外面整齐地进来一支部队，到我家门口停了。有几个人见我们家大门开着，就进来问我父亲能不能让他们烧饭，我父亲同意了，叫我母亲添些柴给他们。他们做了饭，菜就吃横沔港路上挖的几根小蒜。我父亲见了叫母亲去菜地里摘了几条黄瓜，切成薄片盐了给他们，他们笑着也就吃了。

　　我胆子大了些，靠近他们看，就见胸前有一布牌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吃好了，水壶里灌了些热水，拿出两张蓝色纸币给我父亲，我父亲也没推让，收下后就放在抽屉里。他们出去后跟了队伍继续往北走。

　　那两张解放军给的纸币放在父亲床边茶几的抽屉里。

　　毛建新：原黄浦区人民政府干部

　　我今年79岁，1949年初，市民手里还拿着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但上午发的工资下班后再去买东西，就不值钱了。后来，买米买菜都得拎着成捆的钞票。一刀卫生纸和一叠钞票差不多厚。

　　此时，白色恐怖笼罩申城。反动派对人民实行血腥镇压，特务横行，“飞行堡垒（旧时上海警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5月21日，反动派还以“银圆贩子”的罪名，在南京路大新公司门前闹市杀害革命人士。

　　5月25日清晨，雨后初晴。我从安仁街厂里出来，去门市部吃早饭，走到方浜路口，看到许多解放军战士，怀里抱着钢枪，露宿在屋檐下。胶鞋和裤腿上都粘着泥巴。人们对连日作战、正在酣睡的战士，不忍心叫醒。有人看到刚睡醒的战士，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招呼他们进屋休息。战士们说：不打扰了，谢谢！一位戴着金丝边眼睛、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动情地说：这是仁义之师。

　　忽然听到有人高声说，警察局扯白旗投降了！我忘掉去吃早饭，跟着人群去看热闹。走到光启路口，看到一部吉普车停在路口，车上的义务警察被勒令缴了枪，狼狈地逃走了。在方浜中路59号，看到分局二楼窗外的竹竿上，挂着一条白色被单。一位老翁对着警察局大门高声说，看你还神气！

　　5月27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宣告上海解放。并反复播放第三野战军“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最为壮观的是，当天下午，部队从江湾、五角场等方向开进市区。骑兵部队威武雄壮地通过外白渡桥，步兵们肩上扛着从战斗中缴获来的全副美式装备，排着四路纵队，精神抖擞、昂首阔步地开进市区，市民们高举“欢庆上海解放”的横幅，一路上红旗飞舞，锣鼓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人山人海的欢迎群众，从马路两边、从层层高楼的窗口，向部队频频挥手，高声欢呼。

　　张崇信

　　1949年，我7岁。

　　5月24日学校里的气氛就不对劲，老师早早让我们放学回家。家里姐姐们和妈妈在嘀咕着关于 “打仗”、“陈毅”、“解放军”的悄悄话。

　　晚上大家轻手轻脚地干着自己的事。调皮的我偷偷地跑上三楼最高处，从北面的窗子向苏州河方向望去，只见不远的苏州河北漆黑的夜空一次次被映红，紧接着就传来一阵阵沉闷的“轰、轰，哒哒哒”的枪炮声，不断打破那黑暗中的寂静。

　　5月25日早晨，我提着小钢精锅小心翼翼地走出弄堂，一下子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穿着黄布军装的士兵齐刷刷地躺在人行道上，少说也有七八十个。有的搂着枪侧卧着，有的抱着枪仰卧着，一个个静静的睡得正香呢！靠墙边还支着好几挺黑油油的机枪！他们头上戴的不是美式钢盔大盖帽，而是缀着红五角心的软边鸭舌帽；脚上穿的不是牛皮军靴，而是白布袜黑布鞋，小腿被绑腿裹得细细的。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士兵装束。他们一律头靠墙、脚朝路。没有盖被子，5月的上海晚上还是很冷，他们蜷缩着的身体能看出来晚上吃了不少苦。

　　一名荷枪的哨兵正在静悄悄的马路上来回走动，看到我们姐弟俩就停住了脚步，静静地等我们从他面前穿过了马路才打了个哈欠继续踱步。奇怪的是“老苏北”夫妇依旧在老地方摆摊，像往日一样笑嘻嘻地卖大饼油条和豆浆，似乎这些当兵的根本不存在似的。

　　吃完早饭，当我背着书包第二次走出弄堂时，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像变戏法似的全都不见了。人行道上空空如也，马路上干干净净，连一张纸片也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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