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免费劳动仲裁一年案件井喷 仲裁员日审三案

　　免费劳动仲裁一年案件井喷：平均日审三案 一年手写75万字裁决书

　　仲裁员 扛不住的“白加黑”

　　“激增”、“井喷”、“几何式增长”……自去年5月1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正式实施之后，全国各地的劳动仲裁部门纷纷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大幅攀升的案件数量。

　　一年来，仲裁门槛降低、诉讼时效延长，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然而，资源有限的劳动仲裁机构却逐渐不堪重负，滥用诉权的现象也略显端倪——

　　17小时

　　集体争议案庭审到凌晨三点

　　4月23日下午一点半，彭硕准时走进了西城区社保大厦二楼的仲裁厅，这已经是他今天负责庭审的第三个案子了。在彭硕长达14年的仲裁员生涯中，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今天这样的局面——平均每个工作日都要处理两到三个案子。

　　“案件数量在两年之内翻了两番。”北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仲裁处副处长沈哲恒说。在最近两份北京市仲裁委分派案件的表格上，记录着包括沈哲恒在内的14名仲裁员的“任务”：上周接手案件83个，前一周是87个……

　　熟悉案件、庭审、制作裁决书或进行调解……从几十块钱的小案子到数百万的巨额标的，每件案子都要这样循序进行。在沈哲恒桌上，一件案子的资料就有30厘米厚。

　　面对这种超负荷的工作强度，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延长工作时间。仲裁员们戏称自己现在的工作状态是“白加黑”和“5+2”。

　　下午3点庭审一结束，彭硕就匆匆回到办公室的电脑前写裁决书。从去年开始，他和同事们将下班时间从17点延迟到了18时30分。周六也被当成工作日，照常安排庭审。

　　去年农历腊月二十六凌晨两点，西城区社保大厦仲裁厅灯火通明。这场庭审从前一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某美容美发机构的200多名员工被集体中止劳动合同。急着结清工钱回家过年的外地务工者已经买好了返乡的车票，案子必须尽快审结。然而，200多人入职离职时间不同、加班时间不同、岗位和工资标准也不同……三人合议庭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一一计算核实。于是，在近17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西城区仲裁科的所有人都留在了办公室，“帮忙算数、打印文书，没有一个人请假。”科长张峥回忆说，庭审快结束的时候，一个女同事靠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着了。

　　75万字

　　一年能写250份裁决书

　　“现在累得够呛。”北京市仲裁委仲裁员廖志国直言：“全部时间都用来审案子、写裁决书了。”

　　进入2009年，勉力支撑了半年多的本市仲裁部门有不堪重负之感，而劳动争议案件仍然在持续高速增长。

　　从去年到现在，西城区仲裁委的仲裁员们几乎以一天一份的速度撰写裁决书。以每份3000字计算，一年250个工作日，一共要写大约75万字。算上加班的时间也不够用，只能带回家继续写。“每人都够写俩长篇了。”张峥说：“当年故宫里铺地砖，专门规定一个成熟工匠一天不能超过5块，为的就是要保证质量。要写出好的裁决书也需要时间哪！”

　　沈哲恒和张峥都认为，正常情况下，一个仲裁员两到三天的时间办一个案子比较合适。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一天就要办两三个案子。大家脑子里天天转着这些事情，一个同事有点忧郁地跟彭硕念叨：“我这两天老梦见当事人跟我‘掰扯’这些事儿。”

　　“其实，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自己的权益是件好事。但是，现在的人手太有限了。”沈哲恒说：“去年朝阳区（仲裁委）一次性增加了8个人，很不容易，但跟案子比起来是杯水车薪。”

　　除了人员编制受到限制，“对仲裁员的资格也有很多要求，比如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5年以上，要求比较高，短时间内难以培养。”

　　事实上，仲裁并非解决劳动争议的惟一方式。在基层乡镇、街道、工会……都有劳动争议的调解机构。但是，“老百姓都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实现利益。”张峥认为：“调解没有强制力做保障，社会认知度不高。”

　　如何推动调解组织的建设，为仲裁分担重负将是下一阶段北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仲裁处的一个工作重点。“我们准备和司法局、工会合作，建立开放式、多渠道、网络化的调解组织。”沈哲恒说。

　　12次

　　员工一年半内“连环”告单位

　　劳动争议案件的激增，还顺便带火了律师们的委托代理生意。去年，朝阳区仲裁委员会从霄云路搬到了东四环外。结果，连周围写字楼的租金都跟着涨了——“好多律所律师都到附近租房子招揽生意，租不着房子的干脆摆起了地摊。”沈哲恒笑言：“快把他们办公室包围了。”

　　过去劳动争议当事人申请仲裁，需要交纳一笔300元左右的仲裁费。新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为当事人省去了这笔费用。免费降低了仲裁的门槛，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却也失去了对滥用诉权者的制约。

　　仲裁员们举出了不少极端的例子：

　　一名高薪员工被终止合同后“狮子大开口”，向原单位索取各种补偿金总额高达1亿元人民币；标的在百万元以上的非集体争议案件并非个例。

　　一名最初因为工资争议申请仲裁的员工，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连续告了企业12次。在他以加班费、休假等各种理由申请仲裁之后，劳动争议仲裁本身也成了导致新争议的原因。为了参加仲裁，这名员工跟单位请了假；而事后单位以事假为由扣了他的工资。新的争议就此产生，员工又将企业告到了仲裁委员会。这名员工与单位之间的劳动争议就这样变成了一个让人无奈的“连环套”。

　　有的案子开庭时，申请人甚至干脆“玩失踪”，“想撤诉就撤诉，连招呼都不打。”沈哲恒说。碰上这种情况，仲裁员们也只能有苦难言：宝贵的庭审时间被白白浪费，还得费尽唇舌向不满的用人单位解释。

　　能赢当然最好，输了也没什么损失。“这就是有枣没枣打三杆子”，张峥笑言：“现在，人们的维权意识不断提高，可守法意识还有待提高。”

　　一位多次打过劳动争议官司的律师告诉记者，在劳动争议仲裁中，尽管标的高低不受限制，但是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未必能让劳动者的利益最大化，反而还会把问题复杂化，不利于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对话

　　本市劳动报酬争议占六成

　　本报调查：去年《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劳动合同法》相继实施，这一年来，北京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主要集中在哪些类型？

　　沈哲恒（北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仲裁处副处长）： 目前，北京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劳动报酬的争议，占60%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员工离职之后向原单位追讨以前的加班费。二是经济补偿金的争议，占20%以上。这两类加起来占到总数的80%到90%。

　　劳动争议仲裁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劳动者，用人单位非常非常少。

　　本报调查：什么原因导致仲裁案件大幅攀升呢？

　　沈哲恒：仲裁案件增加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最近违法现象增加了，而是随着法治进程的发展，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自己的权益。我国现在处在一个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可能是一个矛盾多发期。此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困难的企业进行裁员减薪，员工离职之后，跟单位的争议就多了。

　　现在劳动仲裁全部免费、诉讼时效延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案件数量的增加。

　　记者手记

　　滥诉之灾？

　　仲裁员们现在很头疼。

　　熟悉律法的他们深知保障民众司法诉权的必要，而超负荷运转的他们又着实被某些“无厘头”的诉求折腾得几乎神经衰弱——小到“为了8分钱能折腾你一个礼拜”，大到在北京甚至出现了标的高达250万亿美元的劳动争议案。他们认同民众维权意识高涨是社会法治进程的必然——社会越文明，法条越多、诉讼越多；而他们又希望，能将目前极为有限的仲裁资源用来帮助最有需要的人。

　　美国人菲利普·霍华德在他的著作《没有律师的生活》中写道：美国人正慢慢被法律窒息而死。他在书中列举了很多“疯狂的诉讼”：比如一个干洗店老板被一名律师起诉，索赔5400万美元，原因是他弄丢了后者的一条裤子。他在书中评论：“这场官司最令人震惊的不是索赔的金额，而是居然被允许打了两年多。”最后干洗店老板为这场官司花了10万美元，关门大吉。

　　“有很多疯狂的诉讼，大部分都打不赢。但重要的不是琐屑官司的数量或它们打赢的概率，而是每个美国人都知道，如果邻居、同事或父母发怒，他们会仅仅因为发怒而把你拖入数年的诉讼。这会降低效率。”

　　现在的中国远远没有变成一个像美国这样爱打官司的国家。但是，对诉权的滥用却在劳动争议仲裁领域略显端倪。我们有许多需要完善的法条，也需要普及正确的法制精神：法律应当是保护自己的工具而非威胁他人的武器。

　　“在劳动争议仲裁上滥用诉权，受伤害的其实是每一个劳动者。”从业13年的老仲裁员柴黎平说。 张 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