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流行音乐的世纪魅力

　　老上海流行音乐的世纪魅力

　　莫 言

　　在上海徐汇区湖南路105号，有一幢掩映在树荫中的灰白色群楼。

　　第一次与它邂逅，是坐在朋友的车中，与它在擦肩而过中的匆匆一瞥，不知缘何，只听得当时心里落下一片宁静。

　　直到前些日，周末去上海探望亲戚，应了盛情的朋友之邀，这才第一次走进这幢楼，穿着正式的衣裙，坐在这里，享受了一场周末室内音乐会。

　　当萨拉班德舞曲响起时，忽然有了种时光交错的感觉，好像回到了1920年大上海的百乐门—华美的旗袍、郁醇的白兰地、怀旧的摩登，这一切，只属于东方魅力之都，上海。百年前如是，百年后，亦如是。

　　黎锦晖，老上海流行音乐的鼻祖

　　上海，曾经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曾经是个浮华璀璨的花花世界，曾经，也是最西化，最时髦的城市，它一直都有着最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而怀旧的老上海流行音乐，更是一张褪色了的唱片。

　　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定/微风细雨柳青青/唉唷唷/柳青青；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只要你的心/唉唷唷/你的心

　　在曾令鲁迅鄙夷的绞死猫似的嗓音中，《毛毛雨》为我们揭开了近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序幕。这首于1927年创作的歌曲，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黎锦晖“大众音乐”中的“爱情歌曲”之一。《毛毛雨》的内容集其多年投身儿童歌舞乐曲经验之大成，更实践了他对于音乐亟需中西合璧的想法。而在此之前，中国并未有人创作以大众口味为导向的歌曲。但以《毛毛雨》为首的一系列乐谱卖座奇佳，中国流行音乐的市场渐渐被开启。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中，争议最大、但影响最深入大众生活的，黎锦晖当属头号人物。他的青年时期正值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时，身为语言学家，黎锦晖选择自幼热爱的音乐来实现他对民族之爱，但创作的结果却与另外一批接受正统音乐的教育者所提倡的“新音乐”十分殊异。

　　当年只有二十多岁的黎锦晖逐渐感觉新文化运动应利用音乐为宣传工具后，就招聚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乐友，于1917年成立了“宣传乐艺、辅助新运”的音乐社，并加入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

　　值得庆幸的是，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主张，深刻地影响了他日后的音乐发展，并激发了他看见新音乐运动中平民音乐的匮乏，于是创办了当时被广大群众所喜欢的“明月音乐会”。接下来数年，黎锦晖投身国语教学，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著多部国语课本、儿童文学丛书与期刊，同时担任国语专修学校校长。并且，在不断地摸索中，黎锦晖还发现国语词汇的音节轻重和四声升降，可以用乐律表现，从此开拓出一种以旧有民间音乐旋律配上新编白话歌词的歌曲，为当时国语专修学校附属小学歌舞部创作的大量儿童歌舞表演曲于此产生。中华书局的《小朋友》月刊数百集连载，由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本，销量居全国之冠，光是《葡萄仙子》一剧便在三年半中出了二十二版，由此可见他受欢迎的程度。

　　1926年，黎锦晖参照欧美歌舞团体及交响乐演出，筹办了“中华歌舞专门学校”（歌专）。此后歌专之名几经更替，历经中华歌舞团、明月歌舞团、联华歌舞班、明月歌剧社等各阶段。但无论歌专之名如何更换，歌专永远是中国第一个歌舞表演训练的专门学校。

　　至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音乐的雏形已慢慢浮现—民间旋律、白话歌词、加上中西混合乐队，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仍未确立，那就是—乐队内部西乐与中乐的比重。比如黎锦晖在创作《毛毛雨》之前，对于声乐方面的要求—正音主要引用传统戏曲方法，采取民族音乐的特点行腔；伴奏部份，延续其附小歌舞部时期之主张：西乐所有乐器，都应该为国乐服务—以小提琴拉小调、西皮二簧，并保有民间风味。很明显，黎锦晖在这段时期坚守传统的民间风味，与著名语言大师，现代音乐先驱赵元任所认为的必须先学好音乐（指的是欧洲古典音乐）再在其上添加个人或中国的风味，是截然不同的。当时间往后推移，在黎锦晖手中一种新的音乐类型渐渐自儿童歌舞曲中脱胎换骨出来，他对于西洋音乐的态度有了微妙的转变：感到中国的音乐要兼收并蓄，主张容纳大众音乐，并建议上海艺术大学设立中西合璧音乐系。

　　或许是每星期至公共租界聆听的交响乐起了作用，这个微妙心态的产物正是之后产生的《毛毛雨》唱片而非乐谱，但黎锦晖似乎并未清晰意识到这个转变，他后来的回忆仅止于描述混合了 “外国爱情歌曲的词义和古代爱情诗词”的歌词、加上旧的音乐形式—在无声的乐谱中，旋律为五声音阶宫调式，歌词分上下两阕，理当被划归为中国传统的延续；然而，当它实现为有声之时，黎锦晖的俚俗唱法便几乎被淹没在爵士乐大乐队的铜管与西洋和弦之中。

　　但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音乐界都承认，黎锦晖是中国流行音乐之父。他创作的《桃花江》、《特别快车》、《夜深沉》、《小小茉莉》、《蔷薇处处开》、《妹妹我爱你》等，是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他的流行歌曲集《家庭爱情歌曲100首》，由上海文明书局分16册出版，在当时的中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还把中国流行歌曲推出国门，美国一著名音乐人近年出版了《黄色音乐》（黄种人群的音乐）一书，把黎锦晖称为“黄（肤）色音乐第一人”，并指出：黎锦晖将中国音乐的发展向前推进了“至少二十年”，黎锦晖将西方爵士乐与中国本土民族音乐结合后，在中国乃至东南亚的推广，使中国音乐向国际化发展。

　　老上海的摩登歌谣

　　歌为心声，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社会风貌，往往可以从当时流行的歌曲中品味出来。今天，当陈旧苍老的唱片被拂去厚积的灰尘，轻轻地摆放在留声机上，随着唱针在层层唱纹上慢慢摩挲，那优美动听的旋律，那深情感人的歌词，通过一种神秘的方式浸入人们的心灵深处时，会重新绽放曾一度勃发的风采。

　　2008年，沪上推的“老上海风情”音乐剧《马路天使》受到了上海观众的热捧。

　　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压轴之作，周璇和赵丹主演的电影《马路天使》，让几代人难忘。上海打造的第一部本土题材音乐剧就取材于这部中国有声电影的经典之作。

　　《马路天使》是上海话剧中心和上海滑稽剧团继《乌鸦与麻雀》、《弄真成假》之后，两个剧团联手打造的“老上海风情系列”的第三部作品。相比之前两部滑稽剧作品，这次的《马路天使》无疑要引人瞩目得多。不仅因为电影深远的影响力，更因为音乐剧这个对于目前中国尚属“高难”的创作领域。

　　之所以选择《马路天使》，话剧中心总经理杨绍林解释道：“在经过了之前几次的音乐剧创作之后，我们对音乐剧多少有了一点经验，知道什么样的题材适合音乐剧。《马路天使》是属于上海的题材，有着上海特有的文化历史内涵，并且它的音乐基础非常之好。”

　　据杨绍林介绍，《马路天使》虽然讲述了1930年代旧上海小人物的爱情故事和底层悲欢，但人物的命运和情感与今天完全相通。相比电影，这部音乐剧以歌舞为主，色调也更为欢快绚烂。“上海现在依然是一座移民城市，我们也希望观众从剧中更多地感悟普通人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和梦想。”

　　电影《马路天使》之所以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两首脍炙人口、至今仍被广为传唱的主题歌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

　　1935年的上海，霓虹闪烁，纸醉金迷。一条喧闹的马路，生活着一群如蚂蚁一般的小人物，他们贫困、落魄，却单纯、快乐。美丽的街头歌女小红和年轻的吹号手少平如同这个蚂蚁世界里的王子和公主，他们心心相印，彼此相爱。然而邪恶的力量总是无时无刻不向他们伸出磨爪，威胁着他们的幸福。在一个清晨，他们背负行囊，离开了熟悉的马路，去寻找生活的希望。

　　其实把名歌和上海联系在一起，的确有一定难度。

　　上海原本是一个小小渔村，后经大批江浙一带的移民才逐渐将这块地方的土地可利用资源扩大。因此本地的民歌与江浙一带的移民文化融合，并很早就演化出一种当地戏剧，那便是早期的“沪剧”。到三十四年代上海正值租界时期，泊来文化也开始逐步影响整个上海的大众生活。西洋爵士乐、电影明星、冰淇淋、可口可乐……，于是，在那个时期，便涌现出一大批影视歌全明星，她们在当时带给广大民众的音乐既有江南水乡的民族感但又不乏一些西洋音乐的现代味，可谓是传唱一时。时值今日，这些老歌仍然为一大批“老上海的克腊”和“新上海的小开”们津津乐道，追捧不已。

　　“月明星稀，灯光如练；何处寄足，高楼广寒；非敢作遨游之梦，吾爱此天上人间”。这是1932年上海百乐门舞厅刚刚建成时，上海滩一位不知名诗人为百乐门留下的传颂一时的诗句，字里行间流露上海人对这座“远东第一乐府”的仰慕。

　　然而，在保守与解放、传统与现代化、家庭与爱情的单选题上，老上海流行音乐的答案是全选。这些歌曲展示了当时文化的千种姿态：除了报纸之外，我们很难再找到那么多关于战争的描述，它不像新感觉派小说的不切实际，谈论爱情离合是朴素而贴近人情的；它也不以高调的言论谈论政治，而是用简单而锐利的比喻来针砭时事，并且唱出季节的变化、人情冷暖、日常琐事，此外，还有以主张男女平等、奉劝戒烟等积极意义之歌曲，即便是以灯红酒绿的舞厅为歌唱主题，也是当时数以百计的夜总会的实际反映。

　　在中式与西化之间，老上海的流行音乐实现了一种不卑不亢的品味，也尝试了各种合并之途，西乐国乐化／中乐交响化、美声唱法／民乐行腔、西洋大小调音阶／中国五七声调式，这不是呈现二元对立之局，而是不断流动的异国情调。这种一边摸索着实验、一边创造商业效益的音乐，既不堕落，也没有回头路可走，它反映了时局，反映了各式人等对上海的想象，也反映了上海自身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