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十多天的时间里，关于城管的新闻从未间断。从“城管秘笈”引起人们对城管暴力执法的口诛笔伐，到深圳城管街头执法被捅伤成了躺在病床上的受害者，城管与摊贩关系的话题持续引人关注。
4月30日《钱江晚报》一则关于城管的新闻同样引起热议。
杭州城里，卖胡柚的小贩祝经海开着一货车被城管人员拦下，城管将小贩强行拖下车。小贩解释说，自己并没有开始卖胡柚。城管要扣车，小贩老婆跪了下去，小贩见不得老婆受委屈，一头跳进街道对面的贴沙河。而城管局的回复是，他们能确定小贩祝经海是在非法叫卖胡柚，小贩夫妇不配合工作，还咬伤和抓伤执法队员，并煽动围观群众。
在城市管理者难以从根本上厘清“城市到底是谁的城市”的认识论之前，在小商小贩还不能自觉维护城市秩序的前提下，城管和商贩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已经难以用“谁是谁非”来简单判定了。俗话说，“工商管富人，警察管坏人，城管管穷人”。因为管的是“穷人”，管的是普遍意义上被人同情的弱势群体，管理不好的话既被城市管理者批评又被小商小贩们唾弃——城管俨然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在这样的现实情形下，公众的同情心也常常摇摆不定，该同情小贩还是该同情城管，判定的标准似乎只有一条——看城管和小贩的争执中，谁受的伤最重。深圳城管街头执法被捅伤，躺在了病床上，成了被同情的对象；而杭州城里刚刚发生的这一幕小贩被城管逼跳河事件，小贩显然更值得人同情。
可无论如何，城管毕竟是戴“大檐帽”的，他的地位和权力要远远高于那些“戴草帽”的小商小贩，在小商小贩面前，无论有多么极端的事件出现，城管都会被当作强势的一方。对峙冲突中，在强势的城管面前，暴力或自戕都可能成为弱势小贩的武器。
在深圳城管执法被捅事件中，有一线的城管队员向记者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小贩，不管是卖水果的，还是卖别的的，他们都相应地备上刀或者铁管抵制城管执法。可是小贩们也有自己的苦衷，“人逼到急了是没办法的，城管就是抢我们东西，他们有人给工资，我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劳动去赚钱养活家。”为了生计，他们只能用这么极端的方法来“吓唬”城管；在粗鲁暴力的执法面前，他们似乎只能棍棒相加，兵刃相见，以暴防暴。
没有人愿意知法犯法，暴力的对抗或许只是一种极端的无奈。而小贩自戕，同样是以另一种极端抵抗城管粗鲁的执法。杭州城里跳河的那个小贩分明知道“不能和城管打架”，所以选择自戕的方式来抗诉。暴力或自戕成为弱势小贩对抗强势城管的工具，终归都是这个时代的一种悲哀、一个耻辱。
为了加强执法力度，城管们可以穿上“防刺背心”等防护设备，可是谁又能为小商小贩们的生计穿上“防刺背心”呢？城管制度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公众诟病，如果我们还不能迅速对城管制度做出“生死判决”，不能从制度上来根本化解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那至少在执法行为上可以有所改进吧？在这样一个文明社会里，“使强者有所忌惮，让弱者有所扶持”的执法理念，终归应该胜过“城管秘笈”中的歪门邪道吧？“霸者掳地，治者攻心”，人性化的执法往往比强力和霸气更加有力。有谁会相信，面对执法人员的耐心解释和善意疏导，小商小贩们还会选择暴力或者自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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