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城管罚没果蔬送特困户 执法正当性仍存疑

　　冰点时评

　　特困户享用城管罚没果蔬的悲哀

　　胡印斌

    被城管骑走的小摊贩三轮车上的果蔬哪里去了？在北京，丰台城管花乡分队用其孝敬了世界公园的大象们；而在长沙，果蔬们则被送给了福利机构和特困户。

据报道，长沙芙蓉区城管综合执法大队在处理罚没物资上，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罚没—送出—公示”制度，这个制度据说还是全国首创。仅仅今年上半年，他们就为福利机构和特困户送去水果蔬菜110次，共计2460公斤。（《人民日报》5月5日）

　　看上去，城管好像是为小摊贩的果蔬找到了一个不坏的去处。而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贫弱群体，也可以通过这样一条较为稳定的渠道，经常性地吃上新鲜的果蔬。然而，当那些特困户大嚼“城市走鬼”本小利微的那些水果时，我却感受到双重的悲哀：一是小摊小贩的生产生活资料，似乎不能以这样黑色幽默的方式被轻松消费；再就是城市特困户的救济，也不能以如此杀贫济贫的方式推进，两者都是利益受损者。

　　在罚没果蔬通往特困户的路途设计上，其实存在着法律的困境。尽管长沙城管处置罚没物资形成了“制度”，但其也是内部的权宜之计。定位于综合执法的城管，其执法依据来自《行政处罚法》，而按照该法，罚没财物交接、登记、保管、清仓都有定期的结算和对账制度，罚没物品最终应该进行拍卖并上缴国库。简而言之，城管无权自行处置罚没物资。

　　推衍开来，即便是城管部门百分百地确保将罚没物资用来“行善”，绝对不会将其中的一斤一两用于满足个人或部门的私欲，这样的处置也并不合适。对类似行为的任何一点点鼓励，都可能促使其强化此类行为，演变为对城管部门扩大罚没范围、加大罚没程度的一种暗示，从而，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伤害社会正义。对于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而言，“行善”也是有边界的，同样需要制度的约束。

　　那种以为只要不拿回自家，且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大抄大罚的思路和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僭越。出发点已经有些偏了，而过程更无法控制，失去监督的权力很难不在张扬的做好事过程中发生扭曲。可如此行善一旦固化，难免不形成“锦标主义”，小摊贩将沦落到更加悲惨的境地。

　　从特困户一方来说，如果他们知晓了其所享用的果蔬是小摊贩微薄的家当的话，他们未必就会心安理得。在“摆摊—罚没—救济”这样的果蔬易手链条中，果蔬依然是小摊小贩的生产生活资料，其性质并没有因为城管权力的介入而变成国家对贫弱群体的救济。特别是，这些年来，触目皆见的城管暴力执法、打砸抢夺摊贩的行为屡屡发生，已经严重侵害了执法主体的正当性。如此情境之下，这果蔬也是不好下咽的。

　　城市特困户和福利机构当然需要救济，那是一个文明国家的责任，也是一个健康社会的义务，但是，不应该以这样杀贫济贫的方式救济，更不能鼓励其形成制度化的行为。通过对一个底层群体的权利利益的剥夺，来补偿另外一个底层群体，小摊小贩已经“不服”，而特困户何尝又能“愿意”？既不服、又不愿，则不仅不能实现社会正义，反而会从根本上同时伤及这两个群体的利益。

　　不论送罚没物资给特困户，还是将罚来的水果孝敬了大象，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城管在遭遇执法困境时的突围之举。应该认识到，罚没摊贩物资并非城管执法的唯一手段，“以罚代管”的思路应该彻底摒弃。总是治标不治本，麻烦将永无了局。简言之，破解罚没困局的最简单、也是最彻底的办法或许就是不罚没，而代之更有效的疏导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