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可以说不》一样，《中国不高兴》又要遭受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毁誉同时集中到了它的身上。这种奇怪的集中，奇妙的扭结和奇异的变化仿佛折射了现代中国的光怪陆离和思潮涌动。
鲁楠
每个社会的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能够反映“大众心理”的文本出现，它或者被追捧，或者被谩骂，却能一纸风行。
如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剧《河殇》，它开启了一个话头，形成了一种文体(“河殇体”)，造就了一种集体意识，留下了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又如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大国崛起》，其声调和语气已然与《河殇》迥然不同。如果说《河殇》还停留于对“文明何以衰落”这个问题痛彻心扉的追问，是知耻而后勇。《大国崛起》则已然做起了文明复兴的梦，并将梦的内容直白地变成了它的标题，拥有类似梦境的还有《中国人可以说不》以及现在的《中国不高兴》———这并非少数知识分子的“搬弄是非”、“一厢情愿”，它们是借助少数人的笔写成的大众心理文本，它既反映了，也同时点燃了某种集体意识。
2008年是不太平静的一年，接二连三的事情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从年初暴雪的大惊，到圣火传递遭遇抵制的大怒，从汶川地震的大悲，到奥运盛会的大喜。这喜怒哀乐的“轮回”悄然地酝酿起一种集体意识，赞扬者称之为“新爱国主义”，反对者称之为“新义和团主义”，而揣着复杂感情的人称之为“民族主义”。不论它冠之以怎样的名号，都不能不让人去想，是不是时代的风向发生了变化？2008年刚过，天气便透出丝丝缕缕的寒意，晴朗的日子突然降温，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也刮到了中国，刚刚读过《货币战争》的人们，怎么看怎么觉得这是“货币战争”的升级版。而就在这个时候，一本“文青”与“愤青”联袂出演的“快意恩仇录”———中国不高兴“隆重”登场了。
一个喜欢缜密思维的人不喜欢这本书，因为里面掺杂了大量的情绪和不连贯的思考。五位作者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思想缺乏谱系。除了黄纪苏关于民主和公共领域的描绘尚可一读，其他的论述常常是缺乏实质内容的空喊，这符合“愤青”思维的一般特点，也符合大众心理文本的一般要求。一个喜欢庄重笔调的人不喜欢这本书，因为里面的文笔充满市井痞子的调调，走的是“话糙理不糙”的路子，可是这种路子往往有风险：万一理糙，话糙就显得特别扎眼。看来《不高兴》的作者们深谙此道。但我仍然重视这本书———它反映了积压的情绪，酝酿的想法。从大多数的胡言乱语中找到这些大众心理的动向，对我们理解当下的国家战略和法律问题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不高兴》的作者们异口同声地说：中国需要一个大目标。什么是中国的大目标？作者讲，就是“为世界作出较大贡献，管理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资源”。黄纪苏看得更深一些，就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深处，要有那么一点普适主义和世界主义。一个民族和国家需要有大目标，就仿佛一个家庭过日子得有个奔头，一个人在世上生存需要有某种超乎生存本身的意义。
这种问题意识并非全然胡说。根据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已经由帝国时代走向了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在这由资本唱主角的世界体系中，已然有很多国家以“持剑经商”的方式打入了“核心区”，他们分别主宰世界，坐享世界经济的巨大财富。这些坐上“世界精神王座”(黑格尔语)的国家曾经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现代世界体系以核心区为中轴，形成了巨大的、不平等的世界等级体系，分出了边缘区和半边缘区。如果说半边缘区充当的是“世界工厂”，则边缘区充当的是“世界农场”，他们供养着核心区的“贵族”们，并甘受其盘剥。“贵族”们是规则的制定者，他们永远有着新的玩法。他们时而操纵着世界体系的“符码”———货币，上演着让后发国家的财富一夜蒸发的魔术；他们时而摆弄着“品牌”，辅助以“知识产权”的强制，让后发国家支付大价钱去购买自己生产的产品。这并非一个公平的世界体系，非洲的饿殍能够证明，中东的战乱能够证明，俄罗斯的破败能够证明。这个世界体系远没有像沃勒斯坦所说的那样进入“混乱告终”的时候，相反，它仍在继续生产着巨大的不平等。黄纪苏说，要“打败拳王”———这是中国人百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从世界体系的“边地”，迈向半边缘区，变成“世界工厂”，然后积聚力量，利用机会，闯入核心区，掌握世界体系的“金钥匙”。接下来，我们要“打碎拳坛”，让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等级制灰飞烟灭。把一个民族的历史融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把一个国家的抱负置入一个更为宏大的人类抱负，这是一个值得赞赏，甚至值得憧憬的大目标。但这个大目标并非“管理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资源”，把“白人的负担”，变成“黄人的责任”———我们不是日耳曼人，要“大炮和黄油”，要“生存空间”；更不是大和民族，要“大东亚共荣圈”。这种大目标无关帝国的梦想，更不掺杂军事强权的成分，而是通过与世界其它的民族一道，参与缔造世界的永久和平。
但是，抱有一种大目标，并不能够解决全部的问题。正仿佛一个家庭不可以天天做美梦，一个人不能全部都是理想主义———有时，“大目标”、“美梦”和“理想主义”也会幻化成无视本国问题的摇头丸和迷幻剂。一个有着伟大抱负的国家，首先要实现本国的“善治”。
《不高兴》的作者也看到了掩藏在“大目标”背后的内与外的张力。对内的“善治”迫切需要一种长治久安的制度体系，对外的抱负也亟须一种强大持久的国家认同。一些作者似乎认为，只要借助大目标的魔力，便可以用国家认同的良方去救治治理不善的痼疾，但这是很难达到的。
我们纵观整个人类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先发国家由于引领风气，便不需要过多忍受内外问题的交煎，社会转型的难题依靠时间的打磨和经济的增长实现逐步缓解。而后发国家则面临着对外追赶先发国家，对内实现社会转型的双重任务。对外的追赶和角逐，要求一种能够凝聚人心、积聚物力的体制，借助“民族主义”去塑造现代国家认同是那个时代的后发国家不约而同选择的方案。民族主义对集体记忆的唤醒，对集体亢奋的刺激，对集体行动的鼓励，都使它更善于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而民族主义同时也是双刃剑，历史一再证明，民族主义在唤醒集体记忆的同时也唤醒了集体封闭，在刺激集体亢奋的同时也激起了集体癫狂，因为，唤出的未必就是伟大的民族精神。
与此同时，对内的社会转型，则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相对稳步的经济增长和一个相对有效的治理模式。社会转型是巨大的历史工程，它是社会契约的重新缔结，是社会整合原则的彻底转变。而要顺利地实现社会转型，就必须提供一种既可以处理现代社会的复杂问题，又能够发挥广大民众首创精神的制度设计———而无数社会转型的实践也一再证明，保障公民权利，发挥民众积极性的民主制度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因此，一个国家要想塑造一个充满希望的现代社会，就必须探索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也是一个“大目标”。
对外的大目标与对内的大目标并非总能够相得益彰，尤其是当对外的大目标以民族主义作为精神动力的时候———有时，雪耻的愿望会推迟善治的规划，图强的呼喊会淹没变法的祈求。民族主义的认同引来的自我封闭会加剧“迫害妄想病”，并引起“文化自大狂”的并发症。当爱国主义的正当愿望被打入了民族主义的吗啡，爱国主义就变得“没商量”———不允许异议，不允许讨论，不允许反驳。
对于一个有着伟大抱负和伟大使命感的国家而言，两个“大目标”没有主次，没有先后。我们要通过建设一个民主、文明的现代法治国家来实现我们追求美好世界体系的大目标。
与《中国可以说不》一样，《中国不高兴》又要遭受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毁誉同时集中到了它的身上。这种奇怪的集中，奇妙的扭结和奇异的变化仿佛折射了现代中国的光怪陆离和思潮涌动。因为这本书，一系列的“不高兴”，比如“人民币不高兴”纷纷出炉。这本书的鲁莽和不成熟人所共见，但它毕竟不是政府的“白皮书”，而是来自公共领域的一声呼喊———不管怎样，它毕竟开启了一个话题，反映了一种心态，而我们有必要将这些讨论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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