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名学生被成功分流
“我的下一个讲台在哪里”
马路两侧堆满了碎石、残砖，原来四周密密匝匝的平房正在被拆除。育慧实验学校在一片拆迁废墟中成为一座“孤岛”。4月29日，张丽红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学校，推开门，教室中已是空空荡荡。她走上讲台，对着空荡的教室，在黑板上画了间小房子。
4月13日，大望京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育慧实验学校被关闭，500多名学生已被分流到其他学校上课。学校即将被拆除。14日，21名教师正式失业了。
来自吉林的张丽红就是其中的一个。
突变 “整个下午都在开 转学证和退学费” 走进教室，迎接张丽红的不再有学生们齐声喊出的“老师好”，她斜靠在门旁，盯着落满灰尘的桌椅。
张丽红今年35岁，14年前从吉林老家来到北京，5年前开始在育慧实验学校教书，成为一名学前班的班主任，是30多名孩子的大家长。
4月13日下午，几百名家长排起长队，队尾都拐出了校门。他们握着转学证等待学校盖章，除此之外，还有学校承诺返还的300元学费。4名老师围坐在办公桌前，脚边的纸袋中堆着十几摞百元钞票。
副校长刘来用力地把章盖到了转学证上，在得到了这个红章后，张丽红微笑着把300元学费递给家长。“队伍越来越短，钱也越来越少了，学校也马上要不存在了。”与学校人声鼎沸的嘈杂相伴的是村口农贸市场拆迁机器的轰鸣声，偶尔也会吹来一阵尘土。
一个月前，一张拆迁通知贴到了学校门前，“由于大望京村是北京首批城乡一体化的试点之一，学生分流到其他学校，学校也要在4月20日之前搬走。”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张丽红一下子愣住了。“我们该怎么办？”成为张丽红和同事们课后谈论的话题。张丽红每月工资830元，去年她把肾移植给了患尿毒症的丈夫，把丈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从此之后，张丽红的工资就成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接到拆迁通知后，张丽红几乎每天都要送一两个孩子转学，每次张丽红都是摸摸学生的头，然后笑着跟他们挥手告别。“学校停课前一周，班里就剩下六七个孩子了，他们也马上就要转走了。”4月12日，学校停课，地面上散落着几张废纸，桌椅也倒在地上。张丽红拿起讲桌上的水杯，转身离开教室。最后一名学生离开学校，铁门慢慢合上，学校结束了它的使命。送走最后一名学生后，张丽红发现在教室的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学校没了”。
张丽红将和她的20位同事一起为每一位学生开转学证以及返还学费300元，脚下的纸袋空了，队伍还有十几人。任凭刘来承诺第二天继续返还学费，没拿到钱的家长依然不愿离开，“万一明天你们跑了咋办？”10元、20元……看上去有些褶皱的钱被铺满了桌面，面对质疑，21名老师翻出了兜里所有的钱，凑在一起返还剩下的学费。下午5点半张丽红和同事们围在旗杆周围，迎来最后一次降旗。“一下午给500多名学生开了转学证和返还学费，好累。我们买了一些瓜子和水果，聚在学校的宿舍，算是吃了一顿散伙饭，一直聊到了深夜，每个人都哭得稀里哗啦。心理最不能承受的就是那天下午，学生要像小燕子一样一个个飞去，送走他们，站好最后一班岗之后，我们这21位老师也就一起失业了。”
尴尬 “您能去我家当家教吗” 张丽红毕业于电大中文专业，在老家曾当过公办小学的老师。
“学生基本上都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大多数住在大望京村。父母都是外地来的农民，有的卖菜、有的收废品、有的做装修。家里都不富裕，他们的父母在北京都属于低收入群体。”经常家访的张丽红对学生们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笑容成为张丽红的招牌，在学生眼中张老师是永远会带给他们快乐的人。鼓励和夸奖也成为她教育中最好的手段。“这些孩子聪明、懂事，一句夸奖就可能改变他们的性格，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梳着一个马尾辫的毛毛来自陕西。每天早上，妈妈都在毛毛的蓝色粗布书包中塞进去一个馒头和一点咸菜作为早点。可是毛毛却从不在同学面前拿出早点，她总是在下课后躲在角落，掰开馒头夹上咸菜很快地吃完，生怕同学看见。毛毛的成绩一般，遇到不会的问题就会大哭起来，“她每天都要哭几次，总觉着自己比别人都差。”张丽红发现了毛毛有些自卑的心理，在学习中对她不断鼓励。一次生字测试，毛毛排在班级第五名，张丽红在班会上单独表扬了毛毛，在作业本上盖上了一朵小红花。“把她的一个优点放大，让她知道她是有用的人。这些孩子在课上得到老师的一句夸奖，或者是作业后面的一朵小红花，都足够让他们高兴一整天。”放学后，毛毛拿着作业本迫不及待地向妈妈“炫耀”自己的成果。“从那以后她不再自卑，参与到班级活动，性格开朗很多，学习也进步非常明显。”
去年年底，一位来自韩国的朴大娘拉着小孙子，操着生硬的汉语找到了张丽红：“我的孙子能不能来您这里上学？”大娘通过朋友介绍，了解到张丽红鼓励式的教育方法，希望她能教小孙子的汉语和数学。张丽红不知道农民工子弟学校能否收下这名韩国留学生。半年后，学校面临拆迁，朴大娘又来到学校拉着张丽红的手说，“您能去我家当家教吗？老师在哪儿，孩子就去哪儿。”
2008年9月9日，是张丽红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天。她在近200人的“新公民园丁奖”获奖者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届“新公民园丁奖”特别奖5位获得者之一。“平凡的生命，平凡的生活。因为爱生活、爱孩子、爱教育、爱亲人、爱生命，也得到了社会爱的回报，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奏响了爱的交响曲。乐观坚强，用爱创造和谐的师生关系，把希望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评委会这样评价张丽红。
追问 “没地方安排我们，因为我们不被认可” 现在，轮到她寻找自己的希望了。失业后，张丽红经常靠在床上拿着获奖证书，电视里播的是获奖时的视频，每天她都会发短信给同事，“看看她们找没找到工作，这样也会得到一些哪里招人的消息。有丰台的一所学校让我去试讲，但是路上要两三个小时，这样就没法照顾丈夫和孩子了。”
育慧实验学校校长罗培惠介绍，学校21名教师中多数来自东北、内蒙古、河南，教师队伍中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从公办学校退下来的老教师，每个人都有教师资格证书。到目前为止，只有7名20多岁的老师在其他学校再次找到了工作，大部分还都在家里待业。
8年前，罗培惠开始创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她跑了几次教委后发现，办一所农民工学校并没有想象中的难。“不需要太多的审批手续，只要办一个营业执照，然后找到教学场所和老师，就可以办学。”2000平方米的育慧实验学校有15个教学班，是当时罗培惠花60多万买下来的。“2006年，北京市审批了一些农民工子女学校，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学校拿到了办学资格，算是政府认可的，其他的学校都被定义为没有办学资格的违法学校，育慧实验学校就是其中之一。”
据统计，北京的农民工子女数量达到40多万，其中近20万就读于300多所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在这300多所学校中，有8000多名教师，平均工资不到1000元。在农民工子女学校中，目前有200余所仍未获得合法办学资格，绝大多数学校条件十分简陋，生存状况令人担忧。
与500多名学生得到分流不同，张丽红和她的20名同事则一下子没着落了。“我好几次都跑到乡政府和教委去询问，但是他们都没有正面回答，就说没有地方安排我们，因为我们学校和老师都是不被认可的，属于没有办学条件的学校，是违法的。”
学校停课前，罗培惠每周都要去朝阳区教委参加校长例行会议。罗培惠介绍，2006年开始，教委不仅仅介入到得到审批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管理，同时也介入到那些未得到审批学校的日常工作管理，包括教学质量、卫生标准、考核标准等都与公办学校是一样的。“朝阳区教委送到公立学校的红头文件，每份都会给我们送。”
说法 “明知学校非法仍去任教的教师 不在安置之列” 朝阳区民办教育资讯网中关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审批中规定，要求审批学校必须获得食堂卫生许可证、房屋安全鉴定证明和区教委教育专家委员会的评估报告，同时酌情放宽了200米环形跑道的操场面积等其他办学条件，将开办资金从150万元降低到30万元。对学校校舍等教育教学设施基本达标，而校长、教师资格未完全达标的，可准予其筹备办学，并规定其达标期限，对在期限内达标的予以审批。
从开始办学至今，“非法办学”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罗培惠，她一直在为学校得到一个“合法”办学资格找区教委。罗培惠说，从2006年开始，就基本上没再批新的学校。2006年7月中旬，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对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这些政策对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思路很明确，关键是如何落实这些政策。”
七八台二手电脑组成了一间电教室，15英寸的球形显示器，“开机就需要5分钟。”罗培惠介绍，教委要求打工子弟学校比照公办学校办学标准予以整改，学校必须有操场、体育馆、图书馆、实验室、电教室等硬件条件，“这里面的很多条件，对我们打工子弟学校来说根本不可能达到。场所和资金都有限，我们的操场只能站200多人。”
朝阳区教委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未得到办学资格农民工子女学校，在学校被淘汰时，教委有责任将学生分流到其他学校，继续受教育。而学校的老师在得知学校没有办学资格时仍选择在学校工作，当学校因经营等问题关闭时，教师则不在安置的范围中。
张丽红希望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也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和其他同事失业后也考虑过找其他工作，但她们却想回到挚爱的讲台，这些“新公民园丁”依然迷茫，“我的下一个讲台在哪里？”-本报记者赵喜斌 (来源：北京晚报)
(责任编辑：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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