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政治如何不尴尬

　　问责政治如何不尴尬

　　最近，政府问责结果老是出乎人们意料，下课官员有带病复出的，有先免后升的。质检总局原副司长鲍俊凯，三鹿奶粉事件后先调任局座，再记大过，近日又官复原级。这些情况，已经难以归类。

　　民意不满，因为问责结果出乎预料，有时候已经不合常情常理。

问责与担责，古已有之。现在建设责任政治和责任政府，担责是政治伦理的要求，问责是追求政治效率使然。民众皆曰某官不适任，而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偏说其才可用，用人者也许问心无愧，而多数人已觉不可理喻。

　　于是各种怀疑哄传于坊间，表露于媒体，有人痛斥官官相护，有人猜测某人后台硬，有人怀疑钱权交易。还有人说，被免官撤职的都是替罪羊，带病复出乃是政治补偿。政府问责，是为了约束官员勤政廉政，顺民意，得民意，而实际效果适得其反。昏官庸官懒官在朝，民间质疑正在损害政府公信力，弄得大家都不高兴。

　　问责政治是个好东西，但问责政治同样需要技术突破。推动问责政治，必须突破技术瓶颈。问责，谁来担“责”不是问题，而由谁来“问”却是一个技术问题。目前问责是官员的自问自答，风头过后，心情变了，责任也卸去。

　　可以设想，把问责现场设在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议事堂上，通过官员与人大常委会委员之间的问答，来厘清责任，唤起责任伦理。这可能算技术突破，也可能只是一个技术改进。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5月7日文/杨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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