宕子：“冒名顶替”上学中的各环节都要严惩

　　宕子：“冒名顶替”上学中的各环节都要严惩

　　作者：宕子

　　如果不是今年3月的一次偶然，罗彩霞也许永远不会知道5年前的真相：2004年高考后，她没有被任何高校录取，而冒名顶替她的同学王佳俊却被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录取。

命运由此发生转折，罗彩霞被迫复读一年后考取天津师范大学，2008年，王佳俊顺利毕业。而本应今年毕业的罗彩霞却不得不面临因身份证被盗用而被取消教师资格证书等一系列问题。（5月6日《南方都市报》）

　　在得知罗彩霞报警后，曾在2004年被评为“全省人民满意的公仆”，目前身为邵阳市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的王佳俊的爸爸王峥嵘给罗彩霞打来电话，威逼与利诱二者兼施，劝说她放弃追究此事，并在电话里说：“小罗，你会发现你认识我……我认识你，是你的荣幸！”

　　整个事件，就像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充满了强烈的荒诞感。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而新闻的主人公罗彩霞却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的名字和档案材料不再属于自己，自己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危机——她不得不找回自己的身份，或者为自己构建一种新的身份，否则，就会变成一个被边缘化的“社会隐形人”，虽然存在，却没有社会认可的合法身份，毕业证、学位证拿不到且不说，以后就业、结婚、生子——甚至子女的读书问题——都将面临制度性和系统性的“社会排斥”。更荒诞的是，她还接到一个来自陌生人的电话，那人在电话中声称，这一荒诞遭遇对她是一种“荣幸”，因为通过这个事件，她认识了就像卡夫卡小说里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堡一样的“他”——作为权力的化身，不管“当老师还是进事业单位”，“他”都可以帮“她”。然而，与《城堡》的主人公不同，罗彩霞却并没有进入“城堡”的强烈渴望，她只想找回她自己，拿回本来属于她的一切，做回真正的自己。

　　在中国古代，将皇帝老儿和他看中的任何女人做那种事儿，称作“幸”。不管被“幸”的女子愿不愿意，被“幸”总是意味着一种莫大的恩赐、恩惠和荣耀，因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一切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的化身，只要把皇帝老儿侍侯舒服了，那还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虽然皇帝时代毕竟早己成了历史，可皇权和皇权思想却仍然根深蒂固——在帝制被推翻将近100年之后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罗彩霞，就因为来自于中国的社会最底层，又被象皇权一样张狂的“私人化”的公共权力选中了，成为被“荣幸”的对象，她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呢，还是感到悲哀？

　　如记者所言，在我国，从高考录取到大学报到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王佳俊要顶替罗彩霞上大学，首先要获得罗彩霞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凭录取通知书和罗彩霞的户口等材料到当地公安部门办理户口迁移、到教育局部门申领档案。但冒名顶替者却不仅迁移了户口，还顺利完成了学籍档案等一系列造假，并通过贵州师范大学的入学资格审核，完成四年学业。显然，这并非一般人所能办到的，其背后有着一支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的“运作团队”——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也是制度性的）政治腐败，并不是说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责任人事先有什么约定，在王佳俊顺利冒名顶替罗彩霞，并通过贵州师范大学的入学资格审核，最终完成四年学业的每一道路口，我们都能发现权力的黑手在幕后操纵，以及有关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的玩忽职守和徇私舞弊的行为。正是在这些见不得光的“灰色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一位共和国公民的命运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残酷地改写了。当然，命运被改写的还有新闻的另一位主人公——王佳俊，在某种程度上，她既是被动的命运的被改写者，又是主动的命运改写者，既是“荣幸门”事件的受益者，也是该事件的受害者（从她是受害者的角度，我们应该给她留一条活路，并给她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这一事件涉及广州、天津、邵东、贵阳四个地点的教育和公安部门，尽管一些部门或人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这一事件，却仍然不能不说没有一定的责任。目前，这一事件还有相当多的疑点，即事情的整个经过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有哪些人策划或主动参与了这一事件，有哪些人在其中得了好处等等，有关部门仍然遮遮掩掩，语焉不详。当务之急，首先是要恢复罗彩霞的合法身份，让她能够顺利地毕业并拿到文凭，同时要注销王佳俊贵州师范大学的毕业证。然而，更重要的是，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就此事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得清清楚楚，并对相关人员依法进行公正的处理，给全国的公众，给该事件的受害人罗彩霞一个合理的交待。在事情的调查和处理过程中，绝对不能让真相“躲猫猫”，绝不能让“荣幸门”背后的权力黑手“躲猫猫”，每一个人，每一个部门都应该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承担相应的责任，付出相应的代价。否则，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都有可能在某一天，在某件事上，被一只看不见的黑手“荣幸”一下，甚至被“荣幸”致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荣幸门”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不合理的教育体制，在高考上附加了太多的个人利益，大大地增强了高等教育的“稀缺性”，增加了争夺这种“稀缺资源”的个人以及掌握这种“稀缺资源”的分配权的有关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的腐败动机；二是政府权力的不公开、不透明和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监督机制，降低了掌权者进行“权力寻租”的风险，同时又增加了公民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成本。

　　冒名顶替读大学的事件，我相信在国内绝对不是孤例，类似于“荣幸门”的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权力的张狂——甚至——猖狂，更是层出不穷——究竟是什么原因产生了如此多的社会乱象，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我们要改良社会，或者要杜绝以后发生类似的事件，自然也要上从根子上入手，从制度的合理设计上入手。然而，作为共和国的公民，作为纳税人，我们每一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对于负有公共空间管理之责的政府部门的行为进行严密的监督，并对政府部门的滥权与渎职行为进行及时、有力和不屈不挠的批评和抵制。因为——“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