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家子飙车撞人启示录：政府应爱护百姓的信任

　　5月11日 核心词：阳光处理

　　本报昨天报道了几位学者对事件几个核心问题的质疑：事故速度应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测算过程，交警在事发20小时后就轻易公布有欠妥当；同时，出于前期在权威信息发布的不连续，不及时，专家呼吁建立阳光机制。

　　“人肉搜索”带来大量隐患，两个陆红英吃误伤

　　网络人肉搜索在事发第五天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衢州新闻网发布新闻，胡斌的母亲陆某，已经查证，并不是衢州的政协委员，移动老总。只是同名同姓，张冠李戴。这个陆红英是衢州本地人，衢州市政协委员。她的儿子年仅15周岁，正在衢州本地读初中。对于网友人肉搜索她的相关信息并胡乱指责，陆红英既气愤又无奈。“这事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也给我的员工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更让我担心的是，我的孩子也知道了这件事，我现在怕他的身心健康受到负面的影响。”

　　网友搜索到的另一个陆红英，是杭州某一家网络公司的老总。这家网络公司也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

　　肇事车主陆红英与本公司法人代表陆红英同名导致网上散布了很多我公司的信息，因此招至大量被不实信息误导的网友在本站留言及漫骂，对本公司及法人代表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此，我们慎重申明：我们也对死者惋惜，对肇事者愤慨，但我公司法人代表绝非肇事车车主（肇事车是登记在其母名下的）。

　　舆论危机也是提升契机

　　汶川地震就是一个成功范本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主任 郁建兴教授

　　《钱江晚报》能够从这个角度来对事件进行思考非常好，是站在关心社会民主法治进程的高度来做社会新闻，体现了一家理性媒体的风范。

　　这一事件，我一直在关注。飙车夺命事件确实经历了从一起交通事故演变为一场公共舆论的过程，甚至到后期，社会舆论对我们杭州政府也颇有微辞。

　　首先，我想说的是，事情背后也不见得真正有权钱交易。

　　但是整个事件过程中信息不够公开不够透明，我想这可能是政府管理体制中的惯性使然。王小波曾经说过一个“花剌子模信使问题”，花剌子国王对传好消息的人有赏，坏消息提供者喂老虎。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惯性使得他们不够“阳光”。

　　比如至今为止，谭卓的信息早就由官方公开，而肇事者的信息始终没有官方发布，也由此引发了人肉搜索，引发权钱交易猜测，实际上，信息及时公开反而可以以正视听。

　　人们猜测，政府部门也许有基于“和谐社会”的担忧。

　　其实，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异，没有分配冲突，而是把这种矛盾在民主法制的框架内公开公平公正地解决，这才是和谐社会的要求。

　　不要惧怕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在开放中日益走向理性。

　　有的领导担心放一放，舆论就乱，尤其是网络舆论。这是长期以来对网络舆论的一种误解，把网络舆论与非理性画上了等号。

　　去年6月，胡锦涛书记视察人民网，显示了对网络舆论的一种新的认识姿态。任何公共舆论都是在讨论、责难中逐渐成熟，逐渐理智，从目前这个事实上来说，网络舆论除了一部分宣泄，绝大部分都是理性的探讨。

　　目前网民的反应，我们不能与“仇富”画等号。民众在权威信息缺失的情况下，从现实生活经验出发猜测腐败，是一种正当心理，也是在第一时间对权钱交易的预警，是一种“良心”和“良知”。政府是整个社会最后的被救助者，捍卫公平正义的社会舆论，防止权钱交易、执法不公，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是有利的。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政府要汲取哪些经验？

　　首先，政府要将公平正义作为首要价值，提升公信力。我认为这个事件的正确处理是政府提升公信力的大好契机，司法机关要将此案例办成一个经典案例。

　　第二，政府要与媒体和民众形成良性互动。

　　其实在去年的汶川地震中，我们整个政府在处理危机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功的经验，政府、媒体（包括网络）与公民三方良性互动，彼此信赖。政府还充分体现了对民间社会组织，即志愿者组织的充分信赖，100多万志愿者参与救灾。

　　我们要让这样一种在抗震救灾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制度因素”形成一个长效机制。

　　政府要对媒体有充分的信任和引导；对于媒体来说，要赶在小道消息之前，发布权威信息；同时担负起引导公共舆论的重任。

　　我希望以此为契机，提高社会法治程度，提升杭州城市管理能力、公民文明素质，这样，年轻优秀的谭卓的血才没白流，我们才可以说“坏事变好事”。

　　本报记者 肖菁 娄炜栋 柏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