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江的歌声(组图)

　　引子

　　双江的歌声情真意切，绵延了几十年，影响了几代人。传遍海内外，唱到人心上。“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那有如清泉般的甜美歌声令多少人为之倾倒，为之心醉！在那“高尖硬响”的动乱年代又滋润了多少渴望音乐人的干涸心田。

　　今年是双江从事音乐艺术事业50周年，军艺要出集子纪念，我这个与他有过多年合作的老朋友本来只想给他写八个字：“双江歌声，情真意切”，但拿起了笔便停不下来，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像历史镜头一样，一幅幅画面浮现在眼前。

每一次登台献歌都充满激情。

本文作者傅庚辰（左）与李双江两位老战友追忆往事心绪难平。

当年扮英雄抒豪情壮志凌云。

回到第二故乡新疆，李双江热情慰问广大军民。

李双江（中）与战友们在跋山涉水深入边防为兵演出途中。

　　镜头一

　　1972年我为电影《民兵赞》作曲时曾去新疆，听到了一些有关双江的“闲话”，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阴影。所以当肖卓能同志第一次向我推荐双江的时候，我不能接受。甚至有一次双江到八一厂来看我时，被我拒之门外。《民兵赞》在上海录音时，遇上叶帅的二儿子选宁。他被四人帮关了几年刚放出来，一个手臂已经残废。在一次同桌吃饭时，他对我说：“我建议你可以请李双江唱，他也不在你请的某位歌唱家之下。”我说：“这次是来不及了，已经录音了，以后再找机会吧！”选宁的话给我留下了印象。回北京之后，见到肖卓能时，他又给我做工作。他说：双江人品不错，歌唱的也很好，你不能听信“流言蜚语”就不用他。他讲的很诚恳。另外，在一些场合，也有不少人对我说，他们特别喜欢听李双江的歌。为什么这么多人推荐双江呢？我想其中必有道理。我开始感到以前对双江的看法不妥，做法也不当。

　　镜头二

　　1973年，王府井北面的翠华楼饭庄。双江和我一起吃饭，一个大厅里只有我们三桌就餐者，显得很空荡。席间双江说到动情处，竟引吭高歌，唱起了《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那行云流水般的歌声，那辉煌灿烂的高音，流畅的行腔，细致的情感表达，给我以强烈的震撼。当他的歌声落下来时，餐厅里的另外两桌人热烈地鼓起掌来。此时我就下定决心：今后要与这位当时还“不很出名”的歌者合作。1973年中，我邀双江录制了我与李伟才合作的纪录片歌曲《条条银线连北京》，效果非常好，这使我更加坚定了与他合作的信心，也为后来请他为《闪闪的红星》电影录音作了铺垫。

　　镜头三

　　1974年春，在北京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我陪双江去接他从昆明到北京的妹妹。火车误点三个多小时，我俩就在吉普车里和广场上反复切磋《红星照我去战斗》这首歌曲的演唱处理，双江一遍又一遍地唱给我听，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从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风格、演唱处理和这首歌在影片中的位置与作用向他作出解释。原来影片中本无这首歌，剧本上另有一首儿歌叫《高山竹子青又青》，我仔细研究剧本之后，从全片的音乐结构通盘考虑后认为没有必要再唱儿歌了，因为已经有了《红星歌》，它就是一首儿歌，而且作为主题歌它在影片中已出现三次，儿童音乐形象很充分。从丰富整部影片的音乐形象考虑，倒是应该增加一首男高音独唱。经过在剧本上反复查找，终于在“竹排流水”一场戏处找到了唱歌的恰当位置：影片中宋大爹划船送小冬子进姚湾镇做地下工作这个地方，演员没有对话，只有亮丽的景物。在这里剧作家在剧本上有16个字的文学描写：“两岸青山，一湾绿水，一叶竹排，顺流而下”。情景交融，是唱歌的绝佳位置。于是我向李俊导演提出并经过镜头会上导演、摄影、剪接、录音、美工等主创人员的一致讨论同意，请当时正在摄制组蹲点的八一厂故事片室政委、《闪闪的红星》创作组组长王汝俊同志执笔写出了歌词，王政委当时曾问我这首歌词怎么开头？我脱口而出“小小竹排江中游吧。”王政委写出歌词初稿，我当天即写好歌谱。歌名曾有过“小小竹排江中游”、“明日红星照江头”、“红星闪闪”等多个方案，但都不满意，到双江录音时歌名还没定下来。在录完双江的独唱录合唱时，我向站在合唱台上的总政歌舞团合唱队征求歌名，我说：“男声的独唱双江同志都已录完，但现在还没有歌名，希望大家帮我们想一想，用个什么样的名字。”三天之后，我接到合唱队魏梦君同志一封信，信中说：“经过三天的考虑，建议可否叫《红星照我去战斗》。”看信后我很高兴当即确定下来。这个连大作家、大导演和我都没解决的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后来我曾多次向魏梦君同志表示过感谢，这就是双江演唱《红星照我去战斗》的由来。

　　镜头四

　　1974年在电影《闪闪的红星》录音前后，我和卓能经常到双江家里去，有时还有铁林和谷一。当时双江正由新疆往北京调动的过程中，总政歌舞团还没分给他房子，他租住在郊区农村的一个小院子里。这个小院子里有一排小平房，住着三户人家，大约有五六间，双江和他母亲住最里面的两间，一间作厨房，一间母子居住。双江是个孝子，和母亲的感情极好。双江母亲是一位慈祥的老妈妈，对我们就像对孩子一样关爱，我们每次去就给我们包饺子吃。双江当过炊事兵，切菜、剁馅、包饺子，都很利落。他们家门前有一口大水缸，他们家的用水都储存在这个大水缸里。至今我还鲜明地记得双江在大水缸上飞快磨刀的生动情景。那时大家在一起，边吃饺子边喝啤酒，边谈论一些社会上文艺界的事情，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远离了人世间的纷争，远离了那些污泥浊水，真是谈笑风生，其乐融融，有如身处世外桃源。那所田间的农村小院，那时人们纯朴真诚的感情，至今在我心中留有温馨。

　　镜头五

　　1980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故事片叫《梅花巾》。当时我们在上海先期录影片中的插曲。双江已先录完他的独唱《姊妹花》，正在等李谷一来一同录二重唱《梅竹同心永相爱》。就在李谷一即将到达上海时，北京《音乐周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致李××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把李谷一与邓丽君相提并论，说李谷一就是大陆的邓丽君，说歌曲《乡恋》和李谷一的演唱如何不健康云云。珠影的领导看到这篇文章后打电话给正在苏州拍外景的导演张良，对使用李谷一表示质疑。张良停下苏州外景的拍摄赶来上海与我商量怎么处理这个事。张良刚到我们的住处向我说明来意，谷一也就到了，谷一听说这一情况后很气愤，当即表示不录了，要求立即回北京。我处于进退两难境地，一方面我向张良说明李谷一并非邓丽君，另一方面又劝李谷一先别走。我向张良详细说明谷一即将录音的这首《为人做嫁几时休》的歌曲具有多么浓厚的民族风格，伴奏乐队仅用二胡、古筝、扬琴、琵琶、萧五件民族乐器；那篇批评谷一演唱中的“气声唱法”在我国戏曲当中早就有，由谷一演唱的湖南花鼓戏《补锅》和电影《南海长城》中的插曲《永远不能忘》里也用过。说服了张良后，我又再劝谷一坚持几天，等珠影领导的最后决定。张良当着我和谷一的面，向珠影厂领导打电话说明情况并表示还是应请谷一演唱。珠影厂的领导同意谷一可以先录音，待谷一录音完了之后，张良必须立即带着全部歌曲的录音小样飞返广州向厂领导汇报。这时招待所食堂已关门，我说：张良，你请客吧？红房子。结果张良真请我们在法国西餐厅红房子吃了一餐美味。当张良回广州汇报时，想不到又出了意外：珠影厂领导对谷一的演唱和这首歌不但未否定还大加赞扬，予以顺利通过，反而没通过李双江演唱的《姊妹花》，说是“太洋了”，搞得双江连中午饭都没吃。因双江还要为珠影另一部影片录音，是同张良同时到达珠影的。双江很着急，催促张良陪他去找珠影分管生产的一位主要领导进行解释，把这位正在午睡的领导从床上请起来，结果是这位领导明确表示：“歌曲用也可以，但现在的管弦乐伴奏不行，太洋，必须让老傅另写一份民族乐队伴奏，否则，这首歌就不用了。”张良向我传达了这个“最后通牒”后，我为了保住双江的演唱，只好将此歌曲的管弦乐队伴奏谱作废，歌曲一音未改的重写一份民族乐队的伴奏谱，才算平息这场风波，这才保住了《姊妹花》这首歌和双江那深情动人的演唱。今天回忆起这件往事，真有点让人百感交集，啼笑皆非。

　　镜头六

　　1980年在上海巨鹿路889号空军招待所。时间是紧接录完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影片《梅花巾》之后，我和珠影厂摄制组刚吃完中饭。送走他们，峨嵋电影制片厂影片《枫》的录音师就到了，他带来了影片中的三首歌词交给我作曲。其中主题歌《春天来了》，看后我觉得和影片的基调不吻合。影片《枫》是对“文革”的血泪控诉，是一种深深的伤痛，而这首歌词却是“春天来了，冰河解冻，百花盛开”一片春光明媚。于是我从上海江海关电信大楼给远在西昌拍外景的导演张一同志打电话说明我的意见，他表示同意。我请他亲自另写一首主题歌歌词，他表示每天从早忙到晚实在是没时间，他要我写，我说我写也可以，但没时间再寄到西昌给你看，没时间往返讨论，因上海的录音棚都定好了，他说我不看了，歌词写出来你直接作曲录音。于是我就另写了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枫叶飘》，并写成了一首深沉的慢三拍子的男声独唱，请双江来演唱。开始试唱时双江感到“不知怎么唱”，我说：我来教你，我唱他跟着唱，几遍之后，他就深入到歌曲的情境之中。接着在录音棚里就出现了令人深为感动的一幕：双江面前摆着一个谱台，谱台上放着《枫叶飘》的曲谱，面对着上海电影乐团和指挥在非常动情的演唱“枫叶飘、枫叶飘、枫枝摇、枫枝摇、枫叶不知飘何处、枫枝摇过折断腰。心上人、心上人、怎离分、怎离分、咫尺天涯难相诉，为何亲人不相亲？”歌声是那样令人伤感、那样令人悲痛、那样震撼心灵，双江的泪水夺眶而出掉落在谱台上。当歌声唱完了，一阵沉寂后，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些对于录电影音乐司空见惯的电影乐团的女提琴手也感动的落泪，并跑过来抄歌片。这情景在我从前的音乐录音中还从未遇到过，印象极为深刻，至今难以忘怀。双江这种录音时落泪的情况在紧接这两部影片之后，录制八一厂由我作曲的故事片《雪山泪》主题歌《无言歌》时也出现过，可见双江对歌曲用情之深，表达之重。

　　镜头七

　　1980年，从珠影的故事片《梅花巾》到峨影的故事片《枫》都在上影的录音棚录音。《梅花巾》有14段唱，其中还有4段评弹，我还专程到过苏州评弹团去学习评弹，录音时曾邀请上海著名评弹演员余红仙、孙菊庭参加。《梅花巾》的录音还要在广州、上海两地进行，而《枫》三首歌曲的录音则全在上海，这两部影片中都有双江的演唱。《梅花巾》里的《姊妹花》是他的独唱，《梅竹同心永相爱》是他和李谷一的二重唱，还有一段无词的歌唱也是由他演唱。而《枫》里的三首歌有两首都是由他独唱的，一首是主题歌《枫叶飘》，另一首是插曲《放开我呀妈妈》。因此1980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都住在上海巨鹿路889号空军招待所里，但不在一个楼。《梅花巾》录完接着就要录《枫》，我既要作曲，写乐队伴奏，又要写《枫》的主题歌歌词，工作日程非常紧张。最紧张的几天，我白天从录音棚出来回到招待所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便立即伏案写总谱。因为夜里10点乐团指挥王永吉就来取总谱，连夜抄谱，第二天上午录音。王永吉取走一份总谱后我才能吃晚饭，而这时招待所的食堂早就关门了。我的晚饭就由双江为我准备，内容是一根香肠、两个茶鸡蛋、一个面包、一点白酒，这顿名副其实的“晚饭”是在他的房间里吃的，这顿晚饭是我唯一的休息时间。我们边吃边聊，既紧张又兴奋，感到了一种为事业而奋斗的愉快。当时我们曾说过：“有朝一日，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吃完饭夜里11点，我回到我的房间，接着开始写另一份总谱，因为早晨6点半王永吉又要来拿下一份总谱。紧接着上午8点半我就要进棚录音，刨掉吃早饭，我只有一小时的睡眠时间。那连续三天的“晚餐”虽然极其简单，却是非常愉快难以忘记的。

　　镜头八

　　1995年6月由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解放军艺术学院联合在中国大剧院举办了“傅庚辰作品音乐会”。我时任军艺院长兼党委书记，工作繁忙，全部排练工作都由双江负责。双江时任音乐系主任，工作也很忙。我只负责筹款，我给自己定下的原则是不用军艺一分钱，全部经费自筹。当时总政文化部刘晓江部长曾好心的对我说：“钱你就不用管了，我们给演员发误餐费，劳务费就免了。”我说：“刘部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让公家为我出钱不行，不给演出人员劳务费也不行。”我坚持做到了没花公家一分钱。6月25日在中国大剧院举行的这场音乐会非常成功。排练期间，双江一直盯在现场，合唱队由军艺音乐系、文工系联合部分总政歌舞团合唱队员共100人组成；乐队以总政歌舞团和军艺为主，联合总政歌剧团、军乐团部分乐队同志；舞美由军艺教保处和舞台美术队担任，舞美设计既辉煌又有军队特色；合唱队非常尽心，全部背谱，乐队情绪高昂，认真负责。各位担任独唱的歌唱家都表现了精彩的技艺，指挥家桑叶松、郑健以精湛的技艺、饱满的热情，高水平地完成了音乐会的演出工作。而双江更是音乐会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在整个筹划排练过程中我只去过半天，其余都是由双江在那里掌握，舞台方面由当时的教保处长兼舞美设计之一马明扬同志负责。音乐会结束的当晚11点，双江、梦鸽夫妇带着蛋糕到我家来祝贺，他们夫妇和我们夫妇（我和张慧琴）四人畅谈到深夜两点。双江席地而坐，情绪激动地读着北京晚报记者白宙伟（他提前看过排练）热情赞扬音乐会的文章：“那一首首作品像一座座山峰……”我不由发自内心的深深感动：谢谢你！双江，这场音乐会取得成功和双江是分不开的。

　　镜头九

　　1994年9月，我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音乐系主任刘志刚因超龄已经离休，我们学院面临一些干部调整问题。我给总政干部部尹凤岐部长打电话谈到这一情况，表示要去干部部作一次汇报。尹部长说：你不用来了，改天我去军艺咱们当面谈。我当时还很有感触于这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果然，一两天后，尹凤岐部长来了！见了院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在谈到音乐系主任问题时，我说：军艺的音乐系主要是以声乐为主，未来的系主任最好由一位在声乐上有成就、在社会上有声望的同志来担任。尹部长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他提出三个人选，其中就有李双江，他也比较倾向于双江。转天我主持召开军艺常委会，会上政治部主任张世刚、副主任张孝德汇报了尹部长来军艺谈话的内容，音乐系主任的三个人选经过常委们的讨论，一致同意上报李双江。当年11月，就宣布了双江担任军艺音乐系主任的命令。自此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他从一个单纯的歌唱演员转变为既是歌唱家又是音乐教育家双重身份。

　　走上这个岗位后，双江一直琢磨在音乐教育工作上怎样改革创新，开拓新的局面。他曾多次向我谈到过走开放式教学之路的种种想法，“红星乐坛”的创办就是其中之一。双江是一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歌唱家，他深知演出实践对培养一个歌唱演员的重要性。他力图使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定期举办教学音乐会，把课堂教学和舞台实践联系起来，使学生从面对一位老师、一台钢琴的环境中，转变为站在舞台上，面对许多观众、教师以及更多音乐人士，最后还要让广大观众来评论学生的学习成绩，使教学受到演出实践的检验。这种打破教室局限的公开教学，不仅使学生，也使教师的教学成果受到实践的测评。多年来，双江一直坚持这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有效作法。“红星乐坛”已举办了460多期，成了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是一种具有军艺特色的教学音乐会。

　　镜头十

　　1998年，军艺音乐系在双江的领导下，几经酝酿筹划，报学院党委批准，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题名，成立了“军旅音乐研究所”。他亲自兼任所长。从而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专门音乐研究机构，使得伴随人民军队发展壮大、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人民军队音乐事业得以进行历史性的系统总结。此项工作对于我军的音乐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研究我军的成长、壮大、发展、建设的历史进程也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如此：2004年12月，双江主编的上下两卷长达113万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出版，我参与了这部巨著的审稿和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军队的老文艺家李伟同志作了系统发言，许多经过战争年代的音乐家和理论家共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给予积极评价。2006年至2007年，双江主编的国家“十一五”重点规划图书《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经典文献库》——1《长征路上的歌》、2《抗日烽火中的歌》、3《解放战争炮声中的歌》先后出版。《抗美援朝硝烟中的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歌》（上、下集）也正在编辑之中。2007年还出版了《军歌如潮》——李双江军旅歌曲60首。2008年国家精品课程推荐项目选中了李双江担纲的《军旅声乐》课程。我是上述活动的顾问之一。

　　镜头十

　　一

　　李双江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怀有深厚感情，他在基层经受过艰苦锻炼长达十年之久，了解战士、热爱战士，热爱培养教育他成长的人民军队。因此，一旦有机会他就满腔热情地回报这支军队。这不仅表现在他多年来一直在舞台上、屏幕上、边海防前线上演唱军旅歌曲，同时也表现在他对军旅音乐历史的学习、研究、总结和许许多多具体事情当中。如2008年“5·18”《爱的奉献》晚会上，他作为军队艺术家，慷慨捐款60万元；今年2月份，他作为“红星合唱团”的艺术指导成功访问日本，并亲自上台演唱《红星照我去战斗》。早在20多年前我担任总政歌舞团团长期间，就听到同志们说过：双江曾创下一年下部队演出300多场的记录，甚至在边防哨所为一个战士演出，连唱七八首歌。有时他生病拉肚子也不休息，在短裤里兜上毛巾坚持演出。大家将这些传为贯彻为兵服务方针的美谈，双江也因此多次立功受奖。

　　我的这些回忆是散乱的，这些“历史镜头”也是不完整的。即或如此，我想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多么难得的优秀歌唱家。

　　啊！双江的歌声，在我心中回荡。

　　（注：傅庚辰，我国著名音乐家，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