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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新华社记者。1993年开始对梁思成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做系统研究。作品：《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
“对于我写过的书，会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但唯一能把我击倒的是：我在偷懒，或者在歪曲事实。
”王军说，写书就跟盖房子一样，不能偷工减料。
父亲对文学的强烈兴趣让王军从小就爱上了读书。“现在我坐地铁的时候，包里永远会放一本书。”
“书对我最根本的改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刚刚进入大学，总觉得自己不会思考问题，那时候我确实是一个不擅长写作的人，能感觉到跟周围同学的差距比较大，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记得大学头一个学期的时候简直就不会说话了。鲁迅不是说过吗，"我开口便感到空虚，我沉默便感到充实。"那时候唯一拯救自己的方式就是疯狂读书。”王军那时候一个星期读一本书，认认真真做读书笔记。“大学时就是伙食费与书费之间的较量。最惨的时候，几乎有一个学期每餐只能要一毛钱的花生米，就着一个馒头。”
王军的感想是：“在大学里读的那些书，主要就是在告诉你，人是主体，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把自己给磨灭掉了。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使我看到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另一个解读世界的方式。读书并不是告诉你终极真理，而是给你提供选择的可能。后来我才知道崔健也是被这本书深深地感动。那时候每出一本书，大家都会疯狂地去买，那是个启蒙的时代。”
“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写的凡·高传记《渴望生活》对我影响巨大。后来我的很多朋友都和我分享过这本书对他们的改变。凡·高一生就是喜欢画画，却一直很潦倒，有天他想到要用自己的画笔证明自己是活着的，而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这些画能够在某天取得成功。2004年我在法国，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以后终于看到凡·高的画的那一刻，眼睛潮湿了。他晚期那幅画作，画的是他在乡下住的房子：一张书桌，一个板凳，一张床，画上只有这三样东西。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三样东西我早就有了，为什么我不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呢？”
“二十多年前有学者编了一套丛书，其中的一本书叫《富饶的贫困》，是专门写贵州的，用很多社会学的方法分析贵州贫困的原因，这种实证的方法奠定了我以后写作的基础。”
“有一段时期，我整天拿着书看不进去，那个时候巴金救了我。在他的《随想录》中，巴金回忆一个又一个朋友，他把自己的心掏出来，他反省自己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变成那个样子。我喜欢他的语言，特别平和，而不是张牙舞爪，充满暴力。”
王军对建筑发生兴趣，还是到新华社以后。“我的工作就是写北京的建设，参加工作的时候正是北京大规模改造的时候，王府井、西单等地方都在大幅度改造。当时想把许多北京城建决策的前因后果搞清楚，就这样进入了建筑的事件里边，所以读建筑的书籍也成了我的必修课。
“文化遗产不属于任何一代人，他们只是后人的保管者，没有权力来改变它。这种观点驱使我花了十年的时间写出了《城记》。”
王军正准备写的下一本书是《梁思成传》。
专栏主持: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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