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自由度日渐提高后 中国遭遇和西方同样的问题
作者 Tania Branigan
译者 乔伊
爱从来都不容易,对于赵昆明(音译)来说更是如此。这位前军官3次申请结婚,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不行。
最终,领导批准他与一位年轻的女兵谢玉琴(音译)结婚。40年过去了,两位老人对他们的婚姻“非常满意”,并且两人仍是忠诚的共产党员。退休后,他们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来为人民服务——给别人介绍对象。
过去60年间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让许多人获得更大自由但又感到困惑。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朋友和邻居还有家庭和社区的关系,已发生了彻底转变。这种转变给人们的价值观也带来了诸多影响,改变了他们对爱和责任的理解。这种转变同时也给个人、家庭和由几百万个家庭组成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现实挑战。例如究竟谁来赡养和照顾老人?
直到2003年,结婚或者离婚还必须经过工作单位的批准。在过去的某个时期,单位甚至可以帮你介绍对象。上世纪90年代末,工作是被分配的,而不是自己找的。再早些年,你与其他人的友谊甚至都可能被贴上不妥的标签,而可选择的衣服、音乐和书籍更是少之又少。
习惯的改变侵蚀着规则并最终将其废除。但随着个人自由程度的提高,中国遇到了和西方同样的问题——从城市居民越来越强的孤独感,到精神疾病患者的不断增加。“自由和选择总是伴随着责任和风险。”在中国农村长大、现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严云祥(音译)说:“个人需要承担更多责任,并为自己的利益更努力地工作,而从集体中获得的保护和支持却越来越少。”
每个周末,赵昆明和妻子都会拎着装满纸张的沉重口袋,乘公交车穿过城市来到郁郁葱葱的公园。他们在树丛中将传单像晾衣服一样挂成一排:一张张纸上写着征婚者的姓名、年龄、身高、体重、教育水平、籍贯、工作情况和婚姻状况等简单信息。
周末会有1000多个形单影只的人来这里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一位香港女士对这种找对象的方式显然有些不知所措,40多岁的她不久之前刚刚有过约会。她抱怨道:“要是他们给我打电话,觉得我很奇怪,神经不正常怎么办?”
正在与赵昆明交谈的谢毕红(音译)带着明快的微笑,但她也有点紧张。这位纤秀的幼儿园老师几个月来经常来这里。“我当然希望找到自己的爱人,但更主要的是交几个朋友让我觉得不那么孤单。我认识的人太少了,很难交流。”她说道,“在我的家乡可能容易一些,因为我了解他们的背景和过去。在深圳,外来人口太多,有时候我会觉得害怕。”
中国的离婚率已从1978年的4.8%升至目前的超过21%。现在,人们可以摆脱有家庭暴力或不幸福的婚姻,但同时也可能逃避责任。“许多人很快就放弃了婚姻,也太轻率。而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容易放弃。”赵昆明说。
社区功能的不断弱化,羞耻感不断削减,同情心逐渐淡漠,相互之间的支持与帮助也在不断减少,中国的精神疾病发病率正不断上升。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精神疾病在中国的发病率已超过心脏病和癌症,成为中国医疗体系最大的负担。“过去,人们与邻居和朋友交流的机会很多,在自己的社交圈子里八卦或抱怨,是很好的减压方式。”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王垒说道,“而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隐私,居住在相互独立的单元里,极少有机会与自己的邻居交谈并互相帮助、解决问题。”(英国《卫报》5月19日)青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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