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讲所往事

　　都市记忆

　　陈 凯

　　“宣讲所，传新法，各样人等去拍瓜。”这是《天津地理买卖杂字》中记述的一句话，它反映了清末民初，为“开通民智”建立的宣讲所，宣传方方面面的新思想、新事物，改良社会风尚，吸引了各阶层市民去听讲，受到民众欢迎而“拍瓜”（即鼓掌）的场景。用今天时尚的说法，它称得上是城市历史留下的一个“文化符号”。

　　天津的宣讲所是1905年至1906年，经学务处的推动，由热心社会教育的林墨青（1862-1933）等人创办，号称“天、西、地、甘”4个宣讲所，即东马路的天齐庙，西马路的城隍庙，河东的地藏庵，北大关的甘露寺，借着“废庙兴学”之风，利用原有庙宇建立起来的。它的历史大背景是，晚清历经甲午、庚子，国力更见衰败，有见识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要走上近代文明、富民强国之路，必须“开通民智”，而欲开民智，“舍教育而外无他法”。时有废科举，兴学堂“新政”的推行，但又面临财政困难，更有大量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又超过学龄的民众，要他们接受新思想、新知识，在当年通讯工具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唯有用口头语言，进行面对面地宣讲，才是最好也是最可行的办法。

　　早在1902年，《大公报》便发表过《论说》的文章称，鉴于“强邻四逼，国势迫亡”，要求演说者应“按日换班登坛”，“演以五洲大势，国政得失”，以“气贯长虹，拔剑砍地，声泪俱下之慨，使听者慷慨情深，以长志气，扩充记闻，而鼓热力”。后来，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也指出，“夫教育者，非徒一二学堂之谓也，若演说，若书报，若改良民俗，若创立议会，皆教育之所范围也”。及至民国后，蔡任教育总长时，还专门设立了社会教育司。

　　天津在开展宣讲、演说活动中，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除4个宣讲所外，如直隶工艺局属下的考工厂（即商品展览馆）于1905年也创建了工商茶话所（后改称工商演说会），“专以白话演说工商要理”。一些新式学堂也很热衷于演说，以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为学堂监督的南开私立第一中学堂(即今南开中学），也成立有“通俗演说会”。此外，在一些茶园也有演说、讲报等活动。

　　宣讲所的设置很简朴，只是有讲台、讲桌、黑板，听众座席就是木条凳；听讲免费，并供茶水饮用。演讲内容包括世界、国家大事，近代文明新事物、新知识，道德传播、移风易俗……宣讲员多为学、商两界人士，也有地方官员和学生。它既有自办的宣讲活动，也出借场地给其他单位使用。如1909年它自办的一次宣讲活动，便有县府官员到会演说“宣讲宗旨及本埠生计之艰难，并勉以克勤克俭，诚信无欺等语”；某劝学员演说“世界大势”；一小学堂堂长演说“人民、国民、公民之分解”；又一宣讲员演说“宣讲所之秩序及国势之危险”；登台演说者多达5人。又如南开私立第一中学堂在宣讲所举办的“通俗演说会”，其内容则包括了国民自治、破除迷信、兄弟和睦、禁烟戒赌、人当立志……因宣讲往往长达三个小时，为活跃精神，“鼓舞人之兴致”，于演讲间歇，更穿插演奏国乐、军乐；在结束前，又添演幻灯片，介绍欧美、日本等国名胜，“张伯苓君详解无遗，迨至闭会时已钟鸣十一下矣”。这些史料均佐证了《杂字》的记述。

　　民国后，社会上宣讲、演说之势不减，上述4个宣讲所是1914年成立的，由林墨青任总董的社会教育办事处主管。“五四”运动期间，天津进步学生领袖，周恩来、邓颖超、于方舟等，都在宣讲所进行过演说活动。尔后，演说便走向街头，推动了社会变革和进步。

　　北伐后，“天、西、地、甘”4个宣讲所，改为天津第一、二、三、四通俗宣讲所。1929年，社会教育办事处撤销，又因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当年为“开通民智”的演说盛景已逐渐消退，风光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