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前总统卢武铉5月23日在其老家住宅附近投崖自杀,中断了韩国法律一个多月来的密切追踪,也了结了与韩国政治圈20年的复杂联系。表面看,制鞋商人朴渊次贿赂案牵涉及身,是卢武铉成为韩国现代史首位自杀的卸任总统的主要原因。
就个人而言,如果卢武铉试图以直面方式应对贿赂丑闻,至少将在两个方面无法摆脱事实上的“囚徒困境”。其一,随着案情浮出水面,即使最终证实卢武铉对贿赂金钱的来源、用处、知晓时间对自己有利,他与家人之间也将被迫陷入事实上由法律仲裁的博弈当中。特别是会涉及与他共历人生和政治风险的夫人权良淑。这场博弈的结果要么不利于自己,要么不利于家人,事实上也会对韩国政党博弈产生重大影响。不论怎么选择策略,卢武铉恐都无法使各方平衡。其二,卢武铉无法面对自己的政治承诺。作为韩国政坛“三金(金泳三、金钟泌、金大中)”时代的终结者,韩国民众对这位出身贫寒的政治明星抱有极高预期,而卢武铉也以摒弃“政经勾结、官治经济”、限制企业集团对韩国政治的扩张为主要内政目标。然而仅卸任一年,自己就深陷政经勾结的法律调查中,这与其当初的政治承诺和政治理想形成了强烈的讽刺。实际上,卢武铉面临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债台高筑,还同时面临彻底的政治破产。这是这位在主政时努力在内政和对朝外交两方面都努力进取的前总统无法承受之重。
卢武铉不是第一个以悲剧形式谢幕的韩国主政者。如果说上世纪“三金时代”以及更早的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时代的悲剧性是韩国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型身影的折射的话,那么作为刚刚离任一年的主政者,卢武铉在崖岩上的纵身一跳,不仅跳出了令其不能自拔的“朴渊次门”,同时也丈量出了韩国的社会成熟度。一方面,从朴正熙时代开始的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在很长时期内为后继者遵从,这在主观上就迟滞了韩国政治、社会、人文制度的更新。而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客观上也迟滞了社会的整体进步。人文的进步表征只是局部而片面地表现在韩国文艺商品的出口上而没有浸润于社会肌理,事实上这仍是一种商业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在长期的经济唯重思想影响下,韩国企业团体的话语权无限扩大,韩国在事实上形成了“官商共治”的治理格局。政府、政党的无法中立导致弊案频发成为韩国政治生态的伴生物。虽然自“三金”时代和卢武铉时期起对此已有所警觉,但“官商共治”已然尾大不掉,甚至主政者也无法摆脱不当金钱沾染。
不过,如若从卢武铉悲剧就得出东亚传统的社会运行机制对民主具有抗生素作用的结论,则不止草率而且不负责任。与其说卢武铉的纵身跳崖坠落进的是韩国式的“民主陷阱”,不如说他的纵身一跳还丈量出了推进社会制度革新时间的紧迫性和艰巨性。经济发展的一骑绝尘,不必然带来社会整体进步的保证。卢武铉以个人的生命悲剧表明了:较为合理和公平的制度设计具有全民共享的好处,无论是处于社会底座的大多数,还是处于社会架构的上层。
进一步说,即使社会、政治制度的成熟度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也不必然保证权力不被腐噬。这从近期英国“报销门”就可看出。从这个角度说,腐败是重商主义时代全球必然要面对的共同之敌。卢武铉的纵身一跃,只是对这一顽敌的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提醒。徐立凡(北京 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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