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庆远先生

　　□本报记者 邓琼

　　即使是以往每周都要见面或通话的老友，也是在电话里得知：韦庆远先生5月11日病故了。更多的晚辈、学人，只在数日后看到报纸上200字的“敬告”：“父亲韦庆远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教师，以研究明清史为他的终生事业……离世后，不举行任何形式告别会、追思会、火化会，骨灰洒向珠江水。”这是女儿韦燕来依照他生前的多次嘱咐，写就的。

　　在“教授”、“博导”头衔满天飞的时代，这位盖棺时仍低调到自称“教师”的韦庆远，是我国顶尖的明清史专家、中国档案学元老。

　　先生的“师凿”

　　先生在广州番禺丽江花园的居室，书房名曰“师凿堂”。“文革”时，韦庆远曾被“发配”在江西农场里凿石不止，他却悟道，治史也须从中师法，锲而不舍。“师凿”，白话音近“思昨”，亦是史家自谓。女儿说，父亲在去世前反复表示，今生选择这一清贫寂寞的事业，青灯摊书却是无比快乐。

　　除去卧病，韦先生生前每天清晨起身、江边稍稍散步之后，几乎都在“师凿堂”里研读、著述。案上，一个与桌面倾斜30度角的简陋木架格外惹眼。原来老先生颈椎有疾不能长时间伏案，便着家人做了这个“台面”，垫高书册以就“仰视”、稍舒筋骨。相映成趣，一旁的玻璃下还压着家人从《福音书》中抄录来提醒他的句子：“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可是女儿说，这哪里能劝得住爸爸！

　　回到广州后“不填表、不开会”的退休生活，曾被韦庆远先生称作是“另一个学术黄金期”，这些年他竟然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出版了七本专著！1997年，《隆庆皇帝大传》；1999年，《祸从笔墨生———明清文字狱》、《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2006年，《明清史续析》；2008年，《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有人惊叹时，韦先生便说足以自慰的唯有眼不花、耳不聋，脑子不糊涂，“师凿”的艰辛全然略去不提。

　　先生的“时髦”

　　先生晚年更有一奇：改弦易辙、耗费数年心血著得小说一本，煌煌八十万言，写的是著名的“荡子皇帝”朱厚照。

　　此举当然不是为了“赶时髦”，更多的是一位历史学者对于“戏说历史”这一别样文化风潮的“反动”。该书的责编赵殿红告诉记者，韦先生是要创作一篇真正的历史小说，严格要求小说情节、发展脉络、人物性格等符合历史事实，大小细节没有硬伤。因为他觉得，真实的历史是历史小说最丰厚、最生动的写作源泉，并不需要强史就文，歪曲或编造情节！

　　循着这一思路，正德皇帝是韦庆远心目中非常合适的主人公。一直以来，史书中对“荡子皇帝”、“混世魔王”正德多是脸谱化的形容或粗线条的描述，存在着不少扑朔迷离的矛盾和难以草率回答的悬念。譬如正德的感情和性取向方面就太令人不可思议：一方面，他疯狂搜寻、残害无数妇女，包括孕妇、寡妇和处女；但另一方面，他对从太原索掳来的中年已婚女子刘良女一片深情，至死不渝。

　　《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一书中，先生以深沉丰厚的历史修养，生动传神地描摹了正德皇帝以及朝野之间上百个历史人物，史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知识共冶一炉。这部书是韦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手稿摞起来近一米，已被广东省档案馆永久收藏。定稿仅仅一周，他就抱病入院，此后缠绵病榻，终未能重回书案之前。

　　先生的“儒雅”

　　家人说，社区里的服务人员见到韦先生常称“老师傅”，因为他样貌朴素、言笑平和，从没有什么森严之气。年近八旬时，韦先生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主办方特意安排一位年轻人与他同住，照顾起居。可他吃海鲜肠胃不适，夜起十次，居然都轻手轻脚决不愿惊醒后生！

　　有人知他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西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英国牛津大学东亚研究系客座教授等显赫教职，但韦先生谈话间并不在意，只是避重就轻地说：“牛津，我只教授了一学期。”

　　知道他出身广州西关大富之家、14岁就曾只身北上抗日的人就更少了。18岁成年时，韦庆远又违抗了父亲要他去香港学做生意的指令，负笈北京；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甚至被国民党关押在北平警备司令部和特刑庭。不过在“文革”中，他因此被扣上“叛徒”的帽子，30多岁就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韦先生总说自己是“一个平常的教师”，他最疼爱的女儿也就选择了“教师”二字定格父亲谢世之际的身份。“我们捧着心花为他送行，而他的慈祥温厚的微笑，永远留在我们心中。”燕来如此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