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前，外来农民入户珠海东澳村分担各种税赋，土地升值后却被剥夺了土地和福利

　　在广东，有这样一个农民群体。改革开放初期，他们因各种原因从偏远、地少的山区迁到平坦、富饶的平原地带，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帮助当地村民完成农业税任务。

　　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土地的价值越来越大，作为村集体财产的土地及土地上的厂房成为村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作为少数的外来户，往往被村民以民主票决的方式排除在集体财产和收入的分配之外，而最终成为无田地、无保障的农民。

　　1700多人的珠海市乾务镇东澳村，就有400多位这样的外来户。本文中黄少南是最早入户东澳村的外来户之一。从懵懂少年到村民代表，黄少南不仅见证了外来户和当地村民的友好历史，还参与了运用各种手段维护外来户正当权益的全过程。从黄少南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外来户是如何逐渐沦为城市化的牺牲品和当地人的废弃物。

　　南方农村报6月1日报道：“共患难易，共荣华难”，亘古以来，相同的主题不断在历史上重演。

　　自1982年至今近30年的时间里，东澳村的外来户和本地村民两个群体，用他们的亲身经历，为上述主题添加了一个新鲜的注脚。

　　1982-1992 和睦

　　“他们给我们青菜和鱼，还帮我们干农活。”

　　黄少南是最早入户珠海斗门区乾务镇东澳村的外来户之一。

　　1983年底，经老邻居李维妙介绍，年仅14岁的黄少南及5个姐弟跟着父母，从千里之外的广西柳州市鹿寨县迁入了珠海斗门。

　　在黄少南的眼中，鹿寨老家是一个交通不便、土地稀少的“穷山沟”。不仅去村部(村行政中心所在地)要走20多里路，就是上学也要走10多里；鹿寨老家人均只有水田1.2亩，旱地8分。由于干旱频繁，只有庄稼收成好时，一家人“才能吃上白米干饭”，不好时“只能喝粥、吃红薯”。

　　珠海斗门则是个“鱼米之乡”。这里不仅土地富饶，有充足的雨水保证庄稼的收成；而且交通便利，斗门通向乾务的乾井线就从村前通过。刚来斗门的黄少南一家，分得了20亩水田和17亩旱地。不仅如此，村里还为这批新来的村民安排了住宿；尽管20多人一起住在祠堂里显得十分拥挤，但是黄少南一家还是十分满足。

　　当地村民对这批村里为完成统购任务而从各地招入的客人，也非常欢迎。

　　“周协浓(邻居)经常端着饭碗过来聊天，有空就来下棋。”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黄少南回忆道，“他们给我们青菜和鱼，还帮我们干农活。”

　　这批外来户也没有辜负村干部和村民的期望，不仅如期交足了国家的各种赋税，减轻了当地村民的压力，还带头走上了致富路。1985年，李维妙从村里购得宅基地后(当地村民建房也要购地)，建起了全村第一栋二层“洋楼”。一年后，凌大程成为全村第一个“万元户”。

　　令黄少南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全村人每天一次的“电视会”。

　　1985年，一位香港人给东澳村捐了一台彩电。从此，从未见过电视的东澳村民，每晚七点都会准时到村部收看电视。“最多时有200多人，最少时也有70个。”黄少南回忆道，“我们外来户土地多，收工晚。这时，当地村民就会帮我们占座位。”

　　也是在这年，最早入户东澳村的李维妙为大儿子娶了一位勤劳、聪慧的本地媳妇。按照当地习俗举行的婚礼，不仅吸引了大部分外来户，也引来了村干部和部分当地人。李维妙的儿子和媳妇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东澳村家喻户晓的“名人”。

　　当然，除了和当地村民交往以外，外来户更愿意和外来户交流。

　　从1982年起，这些根据各个村组实际情况陆续入户东澳村的外来户，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阳春人、高州人、广西人，他们或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老乡，或者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亲朋。他们按照“大杂居、小聚居”的原则，散落在各个村组中。同样的方言、同样的生活习惯、同样的身份让他们更能走在一起。

　　“住在一起有个照应，有事也好商量。”黄少南回忆道，“去本地人家中还要脱鞋，说话也听不懂。”

　　1992-1999 不平

　　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只是个“抄着本地户口的外地人”

　　上世纪90年代初，人少地多的东澳村人逐渐富裕起来了。

　　高大的楼房替代了低矮的砖瓦房，曾经是奢侈品的电视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每天一次的电视会从此走入了历史。供住房紧张家庭的孩子借宿，联络村民感情的“青年馆”，也随着各家各户房子的兴建而逐渐关闭。在黄少南记忆中，入住青年馆4年是“充满欢笑、感情融洽”的4年。

　　随着交往的减少，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冷”了起来。

　　1992年，毗邻乾务镇政府的东澳村因300亩土地被征，第一次有了大笔集体经济收入，被征土地包括部分外来户的承包地。从征地消息传出的那一刻起，黄少南就期盼土地补偿快点发下来：“这是我们迁入10年来的第一次。”

　　然而，当年8月中旬东澳村贴出的“当地村民一人3000元，外来户一人300元”的《征地款分配方案》，让黄少南大失所望，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只是个“抄着本地户口的外地人”。

　　得知消息后，黄少南等外来户先后找到村里和镇政府。就在外来户反映问题的同时，东澳村却“悄悄”地将钱发到了当地村民的手中。

　　村里的这种做法尽管招致了外来户的不满，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外来户和本地村民之间的日常交往。邻居周协浓每天还是端着饭碗来黄少南家聊天，有空还会来下棋。也是在这年，黄少南租种了周协浓家的4亩土地，租金是每亩一百斤稻谷。

　　虽然外来户当时没有争取到3000元的征地款，但镇委书记周清和“满20年后，你们就和他们一样”的话，不仅化解了外来户心中的愤懑，还让外来户看到了希望。

　　那次征地以后，直到1999年，东澳村又先后5次被征地，共计50多亩。征地收入除去村委会开支外，全部用作每年节日福利发给各位村民，一次50或100元。当然，外来户也是同等福利的享受者。

　　1997年，东澳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间厂房。一年后，尝到甜头的东澳村又建起了第二间厂房。第三间、第四间……东澳村的厂房越建越多，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一年年地增加(2008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20万)。当地村民对外地人参与分红逐渐不满，1999年起实施的村民自治，让当地村民有了“合法”剥夺外来户的手段。

　　1999-2008 反抗

　　“当地村民分两派，我们选谁当主任，谁就赢。”

　　1999年4月，东澳村第一届村委会成立。在全村第一次村民代表会议上，外来户的福利第一次经由村民代表讨论通过，降为7成。

　　对于福利被降低，一直将周清和书记的话铭记于心的外来户不仅没有反对，而且认为每年少领几百元是“合理的”，“他们先来先建，辛苦一点”。

　　然而，令黄少南等外来户万万没料到的是，从那时起，外来户的福利问题就成了每届村委会必须讨论的重要事情。2005年，周瑞文卸任，周爵全成为新一届村主任后，外来户的福利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降为4成。

　　“换个主任就降低一点。”黄少南等认为，这一切都是村干部“搞的鬼”。而刚来东澳时，村干部对外来户照顾有加，外来户建房时第一个请的也是村干部。外来户认为，要解决问题得就从选举着手。

　　2008年3月初，“为人公正，活动能力强”的黄少南和其他2位外来户，如愿成为东澳村4组的村民代表。同时，在外来户的支持下，另外2位外来户也顺利地成为村民代表。5位外来户村民代表占该村代表总数的1/5。

　　在黄少南眼中，参选村民代表是外来户参与村庄事务的第一步。村民代表不仅是外来户与村委会沟通的桥梁，更是外来户之间联结的纽带。有了村民代表后，“积聚起来”的外来户就盘算起另外一个角色——村主任来。

　　黄少南等首先支持的就是邻居周协浓。在几位代表眼中，周协浓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但只有外来户支持的周协浓并没有进入下一轮，黄少南等意识到“还要和本地人合作”。

　　“当地村民分两派，我们选谁当主任，谁就赢。”黄少南坦言。

　　他们“看上了”另一位候选人周兴强，而未理会试图竞选连任的周爵全。

　　就在黄少南等外来户密切注视周兴强的同时，一个不利于外来户的消息从周爵全的竞选团队中传了出来：“不论你们选谁，你们的福利都是四成。”

　　不利的消息并没有影响黄少南等代表的决定。几天后的正式选举上，外来户对周兴强、周立雄、黄长胜的参选团队集体投了赞成票，而放弃了周爵全、周裕怀、周郁群的团队，帮助周兴强如愿当选村主任。

　　2008至今 无望

　　外来户终于明白，他们的最大敌人是当地村民

　　不出黄少南所料，2008年9月初，新一届村委会提出了将外来户福利由4成提至6成的新福利分配草案。新草案在9月9日进行的村民代表会议上，以13票赞成、9票反对、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了通过。

　　但让黄少南未想到的是，“在选举中决定哪派当村干部的命运”的外来户，在福利分配时“命运却掌握在一致对外的当地村民手中”。这个外来户刚刚“用权利挣来的结果”，还没来得及传出会场，就遭到了部分村民代表的反对。

　　半个月后，700多当地村民联名要求重新讨论福利分配方案。去年12月9日，东澳村对新的福利分配方案进行了全民表决，主张完全剥夺外来户福利的草案获得了1406张选票中的1043张，成为新一轮的福利分配决议案。无独有偶，今年1月9日“以（19）80年以前入户分田”的分田方案，又完全剥夺了外来户的土地。

　　村民会议表决的结果如当头棒喝，让外来户明白，他们的最大敌人是当地村民，例如周协浓，已不再过来找黄少南下棋和聊天了。

　　外来户并未放弃自己的权利，从新福利分配决议案被通过的那一天起，5位代表就商议决定筹钱上访。经过5位代表的“口传心授”，没过几日就筹集了6000多元的上访经费。黄少南等三人开始寻求政府帮助。

　　2009年1月14日，在镇政府的压力下，东澳村答应将一块面积140亩的土地平均分给每位村民，其中包括400多位外来户。就在村委会贴出消息的时候，村干部遭到了30多位本地村民的质问。

　　去年，东澳村将所有土地收回，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新的承包者。今年2月初，在东澳村的土地招标会上，前往投标的4位外来户被当地人“架了出来”。

　　“欺人太甚！”黄少南对当地村民的做法十分不满，“更有甚者，开会时一些村民还叫嚷要外来户背着砖头滚出周家的土地。”

　　对此，同情外来户的村主任周兴强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作为少数的外来村民永远只能做本地村民的奴隶。”

　　　“我们不是本地村民的奴隶。”从那以后，黄少南买菜都不去东澳村市场，而是每天多走一公里去镇里的菜市场。“他们别想赚到我的钱。”黄少南说。

　　20多年过去了，黄少南一家由8人变为18人，家庭由一户分为6户。黄少南如今和老婆、两个儿女住在一起。2005年，黄少南借钱买了一台货车跑运输，以前每月能挣3000元钱，金融危机爆发后，今年头5个月总共都没挣到3000块。家里没有土地，黄少南只有在家做家务。全家收入仅有老婆每月600元的工资，还不够每月的生活费。读职中女儿每月500多元的生活费，和每学期2000多元的学费，只能靠借。和黄少南一样，村里还有许多赋闲在家的外来户。“目前大家还有饭吃，年底大家生活困难时，就去借钱买种子，让大家抢种去。”黄少南说。(文中周协浓为化名)(来源:南方农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