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冒险家乐园”

　　——探访上海新一代国际创业者

　　上世纪30年代，上海“五方杂处、华洋共居”，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一大批国际冒险家在上海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比如1937年，美国记者兼成功商人卡尔·克劳（Carl Crow）出版了著名的《4亿消费者》一书，记述了他在上海开办广告公司25年间种种的轶闻趣事、奇思妙想，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中国观。

　　时光流过了70年。今天的上海，以新旧交织的魅力吸引来了又一批“国际冒险家”。上海市外国人就业中心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数字表明，从1996年到2009年，13年内人数增长了13倍。而新的冒险家们，又具有年纪轻（年龄在40岁以下的占60%）、学历高（90%为本科以上学历）的特点。

　　在本刊的采访中，发现上海新一代的外国创业者从事的行业也具有新特点：除了餐饮、房地产这样的传统行业之外，也扩展到了设计、社会企业这样全新的领域。

　　他们如同镜鉴，反射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成长的身影，也为中国的创业者们提供了新思路。

　　更有意思的是，70年后，外国创业者们一致给出了和当年的卡尔·克劳同样的关于中国的箴言：学习中文，理解并尊重中国文化，积极参与中国的发展进程。

　　而他们背后的舞台上海，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节点上。还有不到一年，世博会就将举行；再过十年，依照国家战略定位，上海将“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

　　“冒险家”们，将与上海一起再出发。

　　“游泳式”生存

　　方哲伦把他的困难总结为一点：还没有找到打开“中国社会”那把锁的钥匙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 | 上海报道

　　牛津大学毕业生方哲伦（Jerome Vaughan）2002年来到上海时，脑子里只有当时刚刚出现在西方报章上的“外滩天际线”。

　　他从小就很想离开英国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但在他之前的想象里，那个世界应该是在印度——那里不但快速发展，而且与英国有历史渊源，又没有语言障碍。但母亲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2002年，母亲对他说，去中国看看吧，报纸上说，那里好像“正在发生着不一般的变化”。就这样，不会一句中文、甚至没有读过任何一本中国相关著作的他，降落在了上海。

　　在一家企业工作了一年多、渐渐适应了上海的生活并学会了日常的中文之后，2004年，来自地产世家的方哲伦在上海开办了自己的商业地产中介公司——贝福瑞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Belfrey Partners）。

　　那一年，公司只有他和另一个合伙人两个人。为了让这个初生的小小公司看上去“有规模”一些，他在公司的英文名字中加入了“合伙”（Partners）这个词。

　　他所做的生意，模式并不复杂，就是在上海的跨国、本地企业和商业地产提供者之间提供中介服务。但是，在这个“房产中介多过米铺”的城市，竞争特别激烈。在上海的商业地产界，已有被称为“六大”的六个市场份额最大的跨国中介公司，还有一长串外国人、上海人以及中外合资的中型中介公司。

　　一个中文不大灵光、又没有本地“关系”的英国年轻人，该如何出发呢？

　　会说一门语言还远远不够

　　方哲伦创业的第一步是“敲门”，而且整整敲了6个月。

　　在最初的半年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走街串巷，看到可能适合公司客户的房子就停下来、敲门、跟房东接洽。半年下来，他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上海商业地产数据库，里面除了大型写字楼外，有六七十家只有5至8层，但地段好、租金合理、性价比高的“中段市场”物业，特别适合他的目标客户——刚刚进入上海的中小型外商。

　　“你想想，如果欧洲一家中型家族企业决定到上海来开设贸易代表处，他们多半要求交通便利、地段适合欧洲人口味——比如衡山路原法租界附近，又对租金价格敏感，我找到的这些办公室一定对他们最适合不过。”方哲伦说。

　　现在，方哲伦的数据库里已经有500多家大小写字楼的详尽信息，进入上海的各色国际公司也时常打来电话询问，但他发现仍有很多困难需要面对。

　　比如，从公司内部讲，随着业务量的扩大，一些中国员工渐渐加入。负责公司内部运营的美国同事告诉他，中国员工“有点怕”他。这让他很不解，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很讲礼貌的人。

　　又比如，从外部来说，上海的房地产租赁市场竞争实在激烈，一幢写字楼哪间商铺租约即将到期，这样的消息往往是内部人先知道，而不是公开和透明的。掌握了商铺信息之后，往往同时会有很多竞争者，而竞争的结果往往又不取决于出价的高低。

　　方哲伦把他的困难总结为一点：还没有找到打开“中国社会”那把锁的钥匙。

　　“听懂和会说一门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个社会里，语言还有很多微妙的‘潜意义’。比如，如何在最适当的时候用恰如其分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并领会对方想要什么，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太适合外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地方。”

　　官员最难打交道

　　方哲伦更切身的感受是，中国人中最难打交道的是官员。

　　由于从事地产业的关系，他接触官员的机会要比其他行业的商人多一些。4年前，一家跨国公司委托他在市中心找一处位置方便、面积较大、能体现个性的办公地。他几经寻找，在一条著名的马路附近觅到了一个3500平米、带花园的大院子，一打听，所有者是某政府部门。方哲伦于是跟这个部门的领导取得了联系，领导一听很高兴，开出的日租金是每平米4.5元人民币。

　　客户看了房子之后相当满意，只是提出要求，希望按自己的想法重新装修一下，费用自己负担。

　　方哲伦很兴奋，觉得这样一来房东等于赚了一笔，租约更应该十拿九稳了。但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那位领导表示不能接受。为什么？方大惑不解。“我们要自己装修，按国际化标准，”领导回答。可是我已经给你们找到了一家国际化客户，对方愿意自掏腰包为你们做国际化装修啊，方说。但奇怪的是，无论你怎么说，领导都坚持要自己装修，否则就不出租。

　　方哲伦百思不得其解，完全弄不懂这位“领导”脑子里的逻辑。当然，这笔生意最终也没有谈成。

　　事后不久，他注意到，这间院子确实被进行了“国际化装修”，花了一两百万元，变成了一幢很久也租不出去的“金碧辉煌的假巴洛克式宫殿”。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一个说法，装修工程是由这位领导的亲戚负责的。

　　“这些人有时似乎想赚钱，有时又害怕犯错误，常常凭个人喜好做决定，做出决定的时间又不确定，所以是最难打交道的。”方哲伦这样总结。

　　把目光投向二线城市和环保产业

　　关于未来，方哲伦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把欧洲已经非常流行的一种“虚拟中介系统”引入中国市场。

　　产生这个想法的原因，主要是他感觉到上海市场已经高度发达，竞争太过激烈，可扩展的空间有限。像他这样规模的公司，如果想进一步发展，就只有把目光转移到上海周边城市和中国其他二线城市。

　　“虚拟中介系统”就是说，把各相关城市的地产信息放入数据库，然后通过网上或电话中心接受客户委托，再在当地安排中介人员陪同看房。“这样的模式会很适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情况，运行好的话甚至可以拓展到东南亚。”方哲伦分析说。

　　他觉得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位可以信赖的中国人，负责在他与员工之间流畅地沟通讯息，并打理日常事务，这样他就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做战略性规划。

　　至于更长远的未来，方哲伦最想做的是环保生意，比如绿色照明、节能电池。为此，他已经开始接触中国的合作方，积极做准备了。

　　真正的“大熔炉”

　　方哲伦把他在中国的创业生活称为“游泳式”：即从最草根处开始，摸爬滚打，过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他说，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是不想像大多数同胞那样，永远“像是坐在飞机上俯视中国”。

　　他说，过去6年的时间能在上海度过，“三生有幸”，“这个城市变化如此之快、能量如此巨大，吸引了来自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移民涌入，是个真正的‘大熔炉’。”

　　他对中国对手的评价是：“坚韧不拔、毫不留情的实用主义者，是非常可怕的对手。”他最想了解的中国人是邓小平，那个“创造了现代中国的伟人”。

　　唯一让他有些沮丧的，是超市的营业员有时仍然听不懂他的中文。另外，就是上海似乎过度“陷入城市化”——不像伦敦，往任何方向开车30分钟就是乡村，这不免让人觉得“疲倦”。“但除此之外，我对上海没有任何怨言，这里普遍的乐观精神，可能与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