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考验发展“临界点”

　　一味强调快速增长而让振兴健康经济的资金再次投入到高耗能产业中，中国经济的未来既实现不了“快”，更实现不了“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上水平有机结合起来。

　　自从十六大确立科学发展观以来，节能减排以及与其紧密衔接的产业发展，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战略命题。“十一五”规划率先制定了“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要求五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采访中，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节能减排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意志，是政府向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它的执行也成为一项政治任务。”

　　正缘于此，近年来我国节能减排取得较大进展：全国单位GDP能耗逐年降低，“十一五”前三年累计下降10.08%，节能2.9亿吨标准煤；全国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不断降低，“十一五”前三年分别下降8.95%和6.61%。

　　2008年下半年以来，当中央的战略决心和政策重心指向一个更加低碳绿色的国家发展目标时，金融危机带来的GDP下滑压力，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却使这个原本清晰的“指向标”变得日益暧昧甚至混乱。

　　“这次拉动经济的投入中，有些地方把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以及对环保压力非常大的项目也报来了，环保部门卡住了860多亿元这种项目。”环境保护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对此深为担忧，“面对危机，如果再走以前的老路，不但前几年的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成果得不到巩固，还会使经济发展付出更大代价。”

　　《瞭望》新闻周刊近日在调研中也发现，有的地方打着“保增长”的旗号，对高耗能行业实行优惠电价，鼓励停产歇业的小造纸、小煤窑重新开工者有之；以防止经济下滑为借口，对企业排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有之；以拉动内需为名义，乱铺摊子、乱上项目，频频挑战环保红线者也有之……

　　对此，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效率中心主任郁聪在采访中对本刊记者直言，“保增长现在是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有可能放松对节能减排的关注。企业决策者也可能会因为生存危机，对企业的节能决策作出重新选择。”

　　如此“大气候”下，有些地方和部门领导节能减排的执行决心开始摇摆，节能减排这项本已艰巨的任务显得更加任重道远。面对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关系国家发展前途命运的节能减排，其未来命运值得高度关注。

　　新旧矛盾交织

　　3月9日，吴邦国委员长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就去年底听取审议“十一五”规划纲要实施中期情况介绍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两个主要约束性指标与规划目标差距较大。”前三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累计下降仅完成了规划目标的50.4%。

　　《瞭望》新闻周刊从权威部门了解到，2006年“节能减排”工作开展以来，取得的成绩并不能掩盖现实的严峻。2008年与2005年相比，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没有上升，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却由47.7%上升到48.6%。从工业内部结构看，高技术产业的比重还下降了2.1个百分点，高耗能工业的增速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虽然加大技术进步和强化管理使得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但实现的成果却被工业结构重型化抵消。因此，我国的环境压力还在继续加大。

　　纵观我国的“世界第一”，钢铁产量、水泥产量、煤产量等，多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基础原材料，且不可再生；至于污染物排放，COD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均为世界第一，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占到了全球排放总量的1/5。所有这些“第一”，仍然是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伴生物，还在不断加大对未来经济形成的制约，其趋势依旧没有出现转折性的改变信号。

　　与此同时，新的矛盾又在加剧旧矛盾。郁聪在接受采访中提醒本刊记者，目前正在出现的以发电量为代表的经济回升信号，从总体上来说将减轻国家保增长、扩内需的压力，节能减排也将进一步得到重视，“但要密切关注经济回升的动力和来源，避免高耗能行业过早转暖，重新给节能减排工作带来压力。”

　　“如果高附加值行业增加值增幅回落的趋势继续下去，或扩大范围，将有可能对节能减排形势产生不利影响，单位GDP能耗将存在转升的可能。”她以工业增加值增速为例分析说，今年1～2月份，全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与去年同期增速相比回落11.6个百分点，“值得重视的是，在工业行业中，部分高附加值行业增幅回落的速度快于高耗能行业。”

　　郁聪还向本刊记者提供了一份表格，从中可以看出，在回落幅度最大的前10个工业行业当中，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高附加值行业也在其中。

　　不过，相比较这些“短期”变化，受访专家更加看重“结构调整”这一对节能减排具有长期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据专家测算，我国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30%～40%依靠技术进步，60%～70%则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改变高能源密度行业在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状况、增加高附加值的能源密度行业的比重。

　　然而，近年来，更多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众多省市纷纷将发展能源资源消耗大、污染排放多的重化工业作为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并已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无序发展和重复建设的苗头。专家直言，近年来我国在推进节能减排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重型化的趋势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因此，多位受访专家明确指出，要防止注入实体经济的4万亿投资，重新进入高耗能产业。要严格控制资金流向，按照既定的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文教卫生、节能减排、自主创新等领域落实项目，防止资金向高能耗行业倾斜。

　　路径依赖增加不确定性

　　采访中，《瞭望》新闻周刊发现，对于我国节能减排现状，许多官员和专家都强调，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大形势，对节能减排来说，则机遇与挑战并存。其语气和神态暗示，“机遇与挑战并存”其实就是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形成了对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增长模式的强大的路径依赖。

　　于是，在金融寒流依然肆虐全球经济的背景下，从乐观的角度看，这是节能减排的机遇。“从历史经验看，经济增速放缓，减轻了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的压力，在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时，有可能有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郁聪告诉本刊记者，1997年～1999年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处于调整时期，GDP增速在7%～8%，能源消费出现近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在她看来，过去几年高耗能产业的急速扩张给节能减排带来很大压力，“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是推动节能减排的重要举措。而此次金融危机，恰恰要求我们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所以，对节能减排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但悲观的观点认为，“覆巢之下无完卵”，节能减排必会遭受重创。比如，夏光认为，“金融危机使很多企业流动性缺乏，无钱投入污染治理，可能使污染减排更加困难。”郁聪对此也补充说，“商业银行也受到了危机的冲击，因此节能融资也可能受到影响。”

　　此外，石油、煤炭等基础能源价格的下降，对节能内在动力产生了不利影响，相比高油价时期，节能带来的利益驱动和社会的节能意识显然有所下降。同时，设备开工不足可能造成能源利用效率降低。

　　更让专家们担心的是，以拉动内需为目的的经济刺激方案，既可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可能造成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投资的反弹，如果一味强调快速增长而忽视“好”字当头，就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与此前提倡的经济调整思路相违背，致使产业结构出现“逆向调整”，中断甚至改变经济结构向提高发展质量转变的趋势。

　　夏光强调，“在刺激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很快改善，‘两高一资’产业延续运行，被市场周期性波动所淘汰的落后产业可能在欠发达地区‘克隆’再生，所以对环境的压力会先抑后扬，我们应该对困难估计得更足一些。”

　　按照其观点，“我国目前所具有的生态保护力量，只能应对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规模所产生的环境压力，而要应对当前或未来的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生态保护的国家力量必须成倍强化。”这也意味着一方面是日益严峻的现实，一方面是强大的旧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期间何去何从的不确定性，考验的不仅是节能减排，更是国家发展的前途命运。

　　以国家意志突破瓶颈

　　4月中旬，胡锦涛总书记在参观2009中国国际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科技博览会时指出“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节能减排和开发新能源工作尤其不能放松。”

　　而此前，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也强调“毫不松懈地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保护工作”，“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贷款”。

　　近日，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司长赵家荣公开强调，“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节能减排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但中国的节能减排目标并未因此而改变。”

　　与此同时，《瞭望》新闻周刊更从国家能源局相关人士处了解到，目前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的部委间征求意见工作已经接近收尾，最后修订之后，将上报国务院审批。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这些来自决策层的消息已经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不论是节能减排还是中国经济走向低碳绿色的新目标，国家意志正在成为中国发展新模式实现突破的主力推手。”

　　在夏光看来，应对金融危机和节能减排并不矛盾，相反完全可以通过走低碳经济或者绿色经济的道路来应对金融危机，“从国家保增长、调结构的双重取向来看，节能减排获得了一个特殊的地位：一方面开展生态环境和节能减排建设可以极大地增加对经济产品的需求，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节能减排又是一种对经济活动的外在要求，有利于经济体系朝着环境友好的方向转变，二者合起来，就赋予节能减排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个明确定位：既是新的环保增长点，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郁聪也表示，“有人担忧节能减排会加大企业制造成本，不利于企业应对危机，但实际上节能减排不仅能够减少企业的能源消耗和资源浪费，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能够使它的产品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这是促使其战胜危机、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实践也证明，投资于节能环保或生态基础设施的经济与社会回报是不低的。有关资料表明，1000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可以带动200万人就业。麦肯锡咨询公司数据表明，通过在能源资源领域进行绿色投资并加大科技改造力度，到2030年，中国有望减少40%的石油进口、50%的煤炭使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

　　“从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看节能减排，大规模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和与之相关的创新与产业的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郁聪强调，节能减排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推广使用是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产业，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服务产业也大有发展前景。而像新型节能汽车、节能型家电、节能建筑等都顺应建设“两型”社会发展方向的需要，将社会消费需求转向上述领域，既能拉动内需，也将带动一系列相关高新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所以说，节能减排与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要求是协调一致的。因此，强化节能减排，不仅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优化经济结构的驱动力。不光是对中国，对世界来说，也是一次转变发展方式、转变消费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一次好机会。”郁聪告诉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