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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同舟共进》杂志上撰文指出：回顾近几年的群体性事件，可以发现是一条波动的曲线：2005年前呈上升趋势，2006年、2007年有所下降，2008年重新上升。怎么判断这个趋势呢？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定位社会矛盾，这是比社会矛盾本身更重要的问题。

　　制度不是死的，它也有思维，但和人的思维不一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都理解的一件事，“制度的思维”却可能无法理解。比如在“文革”时，一个人把毛主席的塑像摔坏了，所有人都知道他只是不小心，但是体制没有“不小心”一说。在体制中，你把毛主席的像摔了，就要接受处分。

　　前几年四川发生过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原因很简单，因为建一座电站占了耕地，产生了利益冲突，最后演变成群体性事件。一开始地方政府把事件看作农民武装暴动，处理时很僵硬，矛盾不断激化。后来中央进行了二次处理，给予了补偿，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因此，体制如何看待社会矛盾和冲突很重要。

　　社会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比如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的矛盾和冲突等。其实大多是利益的冲突，这是一种最理性的矛盾，但我们的定位往往有问题，习惯于以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眼光看待矛盾冲突，因此在处理问题时政府的反应常常过大，精神高度紧张。

　　体制也像人一样，会拘谨。试想它整天满腹心思、愁眉苦脸、神色紧张、不苟言笑，这样能处理好问题吗？体制需要一种舒展的灵魂。这话是从“足球评论”中来的———看中国足球，有时先输球后来还能扳回来，要是领先就完了，因为很少赢球，就搞得自己很紧张，到最后几分钟还能让人连灌几个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处于高度拘谨的状态。面对社会矛盾和冲突时也一样，应该有平常心，有舒展的心态、舒展的灵魂。这种“舒展”来自准确的定位，只有定位准确才能正确地处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