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习惯法的重要地位

　　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他们居住于祖国的西南边陲，人口近800万。“凉山彝族”是操彝语北部方言、自称为“诺苏”的彝族支系，他们主要居住在四川省境内黄茅埂以东至金沙江畔，北至大渡河的地理区域。这里群峰罗列，峡谷纵深，山河奔腾，自然环境奇瑰而险峻。由于山水的阻隔，古老的彝族“原生态”文化受中央王朝及周边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少，从而较多地保留了其自身的特性。凉山彝族习惯法是彝族法制的典型体现，它体系完备，内容详细周全，富有民族特色。不仅如此，这些生长于彝族民间的法律如一泓清流，从远古流淌至今，在今天的凉山彝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秩序功能。晋代常璩（音同“渠”）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说，“夷中有狡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直到今天，这些见多识广、长于辞令、德高望重的“耆老”———彝族民间的“法律人”“德古”依然活跃在人们的法律生活中，他们运用习惯法和判例解决了凉山彝族地区大量的纠纷，起到了化解社会矛盾、维系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

　　凉山彝族习惯法规则（彝语称“节威”）正是以其完整、鲜活引起了

　　我们的关注。2001年以来，我们在当地学者的引导和帮助下，先后多次深入凉山的山野田间，在西昌、昭觉、美姑、雷波、布拖、越西、普格、冕宁等地，通过查阅档案、问卷、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式，从凉山的彝族“德古”和“知情人”中采集到了内容极为丰富的案例和习惯法规则。在艰辛的调查过程中，我们不仅获取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在亲历德古调解、亲历神明裁判等过程中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这些特殊的体验对于我们深入思考凉山彝族乃至人类的法律文化、法律生活、纠纷解决的方式等命题，都很有裨益。同时，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类、整理和横向比较，我们发现，就“节威”的完整性、独特性及旺盛的生命力而言，它在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性”社会

　　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也对一些似乎已经定性的“老问题”产生出新的疑问，比如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问题。凉山自1956年民主改革前一直被描述为“奴隶社会”，对它的各种研究建立在对“奴隶社会的活化石”进行解剖的理论前提之上。实际上，凉山彝族社会的等级构成、社会分层和生产关系是异常复杂的。仅从“节威”规则和案例中我们就可发现，将凉山“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和“呷西”的血缘等级划分用“奴隶主”—“奴隶”这个二元对立的阶级标签进行肢解，(具体做法为将“兹莫”、“诺合”认定为奴隶主阶级，将“曲诺”、“阿加”和“呷西”大多认定为奴隶阶级)。必然会产生很多理论上的混沌和谬误。凉山彝区真正可以称为“奴隶”的实际上仅有“呷西”等级，他们基本不占有私产，居住于主人家中，从事从生产到家务的各种劳动，具有“家奴”的性质。除此以外，占据凉山彝族人口总数绝大多数的“曲诺”和“阿加”，均很难用“奴隶”来进行描述，尤其是曲诺等级，江应樑先生曾撰文指出，“他们从任何方面看已经没有奴隶成分”。这一等级的成员不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有的甚至非常富裕；曲诺对诺合的从属地位则主要表现为缴纳地租(向诺合租种土地者)，进献年礼，协助诺合进行械斗以及少量象征性的无偿劳役。不仅如此，部分富裕的曲诺甚至阿加，本身又可占有非彝根的阿加或呷西。美国学者麦克斯韦·希尔指出，凉山彝族社会与“经典”意义上的奴隶社会———古希腊—罗马奴隶社会的社会形态是大相径庭的，他主张用“有奴隶的社会”而非“奴隶社会”来描述凉山。凉山传统的生产方式包括土地租佃劳动、土地所有者自身劳动、有偿劳动、无偿互助劳动、家奴劳动几种，而家奴劳动在全社会的经济生产来源中仅居次要、边缘地位。在凉山从未出现过成百上千“会说话的工具”有组织地在皮鞭下劳动的壮观场面，也不存在大规模和不间断的奴隶贸易。相反，不少属民、家奴与主子之间通常存在着互相依赖甚至温情脉脉的“大家庭”关系，在一些案例中，诺合甚至在为属民、奴隶“出头”的械斗中丧生。凉山彝族异常复杂的社会结构似乎在提示我们：现实社会永远不会完全契合于任何一种特定类型，我们很难用“奴隶社

　　会”，同时也难以用“领主社会”、“封建社会”来对凉山加以简单的定性和描述，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绝无仅有、独具特色的“地方性”社会，只有通过细致、深入的实地调查和研究，才能对其真实面貌逐渐有所认识。

　　正是由于对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的认定，彝族习惯法长期以来被定性为“奴隶制法制”，本质上是“奴隶主阶级统治和压迫奴隶的工具”，是开展国家法制建设的障碍，其法律效力在形式上被完全废止，社会功能和正面价值遭到忽视和否定。时至21世纪，“文化多元”与“法律多元”的理念已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受到重视和认可，有学者倡导，主流社会应当“转变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统偏见”，把“认知和研究的范式从"社会发展史"(单线进化论)转换成"文化生态学"”，吸取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充分尊重并肯定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在精神领域的文化价值。正确的态度对于研究彝族习惯法同样至关重要，在当前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运用新的方法、新的视角对少数民族文化、社会和法制进行重新审视和重新探讨，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民族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

　　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在谈到非洲部落社会时曾说，“在那个巨大的海洋里，任何人都能抓到一条鱼”。借用莫斯的话，凉山广袤的土地恰如蕴藏着丰富学术宝藏的海洋，而我们正是海洋中的渔夫，尽管历经艰辛曲折，试图尽量“完整”和“真实”地展现凉山彝族习惯法的面貌，但实际上，任何表述都只是一种“阐释”，我们的记录和描写必然受到主观性的支配，绝对的“客观真理”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与此同时，囿于条件和能力的限制，我们的调查和思考都还只是一个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