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案新观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滞后，物资供应贫乏，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粮油肉布等都是发票定量供应，换句话说，只有钱而没有这些票证，是买不到这些东西的。如果一家人全月的粮票丢失，就意味着这家人全月就得挨饿。油票、肉票丢失，一个月之内炒菜就没有油，也没有肉吃。将布票丢失，就意味着全年不能买衣服。

　　可见，这些票证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当时在黑市上这些票证的价格很高，一些不法之徒乘机倒卖这些票证，牟取暴利。所以，那时打击倒买倒卖粮票等票证的活动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一项重要任务。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民警的刘延武投稿本报，讲述了他和他的同事们，与倒卖票证的不法分子斗智斗勇的故事。

　　捉拿偷粮“硕鼠”

　　46年前打击倒卖票证的故事

　　刘延武

　　1963年1月17日上午，我与组长荆学敏、副组长张振海三个人在北京市的东单出勤时，在一块宣传牌后面，看到有两名男青年在鬼鬼祟祟地进行交易。在认定是倒卖票证的“老客”后，我们将二人抓获。

　　在审查中，由我主审的其中一名男子霍一梦供认说，他手里的这些粮票是从一个30多岁的男人手里买的，此人手里有大量的粮票。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他主动“请缨”：“我和他约定明晚7点在建国门外见面，我可以领你们一起去。”

　　次日傍晚，我与老荆、张振海三人来到警法科，提出霍一梦，开车来到建国门外一座大桥旁。

　　下车后，司机将车停在隐蔽处，由张振海带着霍一梦顺着大桥东南角一片荒地的羊肠小路向南走去，最后二人在一处乱石堆旁坐了下来。

　　由于见面地点是荒野，无遮挡物，只是在最南边有几间民房点缀在荒草中。我和老荆如果长时间在一处停留，势必会惊动犯罪嫌疑人。所以，我俩只好在这条荒野的小土路上来回走动。

　　这一天正是腊月廿三小年，也是京城最冷的时候，京城的百姓大多在家中蒸馒头、豆包准备年货。所以，此时来到这个荒郊野外的人并不多，但前前后后几个人从霍一梦的面前走过，他都没有任何反应。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因老荆是近视眼，所以我只好目不转睛地盯着霍一梦附近的情况。

　　突然，一个骑车的人在霍一梦面前停了下来，并与霍一梦交谈着。我急忙告诉老荆，我俩为了不惊动犯罪嫌疑人不能跑，只好加快脚步向霍一梦所处的乱石堆走去。

　　从远处我观察到霍一梦和老张已经站起身，正在与骑车人交谈。当我快要走到乱石堆时，那个骑车人突然迈腿上车准备离开。此时，老张一把抓住霍一梦的手腕，防止他借机逃脱，但已无分身之术再去抓捕骑车人。

　　我顿时着了急，立即紧跑几步扑了上去，一把将此人从车上揪了下来，但他依然紧紧抓住自行车不放。就在这时，从后面赶上来的老荆一脚将车踹倒，一同将他擒住，此人大声叫道：“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事找你！”

　　此人闻听此言便不再作声。那时抓人，侦查员身上没有手铐，全凭双手用擒拿术拿住犯罪嫌疑人的手腕，扭送到派出所进行审查。因他有一辆自行车，我们的车无法携带，老荆叫我骑上这辆车去建国门派出所，他与老张两人一人扭住此人的一个手腕，押上了吉普车。

　　我扶起车，见车把上挂着一个布书包，借着远处微弱的路灯，见地面上没有掉什么东西，便朝建国门派出所骑去。当时我哪里知道，那书包里有几百斤的粮票。

　　到了派出所进行检查时，才发现这书包里有643斤粮票，还有大批的肉票、布票、食品补助票。

　　老荆因要与张振海将霍一梦押回警法科，让我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审查。此人身高只有1.60米左右，体瘦，留分头，面黄，尖下颏，长着一双小眼睛。他叫施洛川，时年35岁，在北京市某食品加工厂任副经理，他供认所带票证是贪污本单位的夜餐粮票得来的，准备卖给霍一梦。

　　随后，施洛川供认：每晚吃夜餐时，他用向上多报数、向下压低数字的方式，获得大量“多余”的粮票，然后将这些粮票窃为己有，拿到黑市上高价倒卖，牟取暴利。

　　这天夜里，我和其他几名侦查员押着施洛川到他家进行搜查。从他家里搜出了囤积的几百斤大米、白面以及100多张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