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专卖制度一实施，烟价肯定高，烟价高，消费者利益就受到损害

　　1997年7月3日，国务院颁布《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正式标志着我国开始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烟草专卖制度。这一制度的最初实行，是为了效仿国外，在我国建立起烟草买卖的规范化市场。

　　2009年5月21日，广东商学院教师邹方斌撰文，指出烟草专卖制度的种种弊端，并建议废除烟草专卖制度。应该怎样看待烟草专卖制度？该制度对我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就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邹方斌先生。

　　受访人 邹方斌 实习记者 李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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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了解，我国最初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目的是什么？

　　邹方斌：“烟草专卖”主要有两个立法目的，一是“要维护消费者利益”；二是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但这两个目的是很可疑的，事实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烟草专卖谈不上维护消费者利益，烟草专卖制度一实施，烟价肯定高，烟价高，消费者利益就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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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的烟草税收，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

　　邹方斌：烟草税收中最不合理的，是征收20%的烟叶税了。大家知道，2006年中央废除了农业税，这是一个创举，标志着征收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的终结，对于减轻农民负担意义重大。但遗憾的是烟叶税并没有因此停止征收，烟农也是农民呀，不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歧视任何一个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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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你观察，烟草公司如何将大部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和烟农的？

　　邹方斌：烟草专卖制度下，烟叶由烟草公司统一收购，其他人收购是违法的，烟农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把烟叶卖给烟草公司。烟草公司凭着自己的买方垄断地位，尽量压价好了，烟叶价格一压低，事实上就相当于烟叶特产税几乎全由烟农来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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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消费者呢？

　　邹方斌：从消费者角度看，香烟有其特殊性，一般的香烟消费者都有一定的品牌忠诚度，消费者的选择余地不大，烟草公司就可以把消费税转嫁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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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专卖制度对我国各地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思维有影响吗？

　　邹方斌：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及其后的调整，确定了中央与地方“基数固定，增长分成”的财政分配方式。再加上烟草行业的高额税收，主要是在生产环节征收，比如增值税和消费税，本省产量与规模越大，烟草税收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越大，这就大大鼓励了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各地想方设法壮大“本地烟”，排斥“外地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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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垄断行业大部分属于暴利行业，分配不均问题一直存在，为什么你要研究、批评烟草行业？

　　邹方斌：我走过很多地方，往往能看到所谓“烟草专卖 利国利民”的标语，有些地方满大街都是，这是烟草行业把自己弄得看起来具有合法性，其实，烟草行业本来不该有任何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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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税收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很重要的税收途径，如果取消烟草专卖，是否会对我国的税收产生影响？

　　邹方斌：就发达国家而言，政府财政收入对烟草税收的依赖越来越小了，但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对烟草税收的依赖确实比较大。取消烟草专卖制度和烟税收入减少，还不是一回事，专卖制度下除了明税之外，还有暗税，比如上面提到的中国烟草总公司商业企业15%的税后利润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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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烟草行业目前存在特殊的利益分配模式吗？

　　邹方斌：通过烟草专卖制度创造了高额的垄断租金，其中包括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占到8成，地方政府占到两成，再就是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分成（占烟草商业企业税后利润的15%）。垄断租金的一部分，还被拥有权力的官员所攫取，比如通过烟草零售许可证、准运证的审批和发放，捞取个人好处，剩下的就表现为烟草行业过高的工资与福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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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要控制吸烟，但另一方面也要保障税收、保证烟农的合法收入，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怎么处理？

　　邹方斌：要真正保证烟农的收入，就得取消烟叶税及烟草专卖制度。至于控烟，我认为主要是靠加强对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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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样的市场模式才适合我国呢？

　　邹方斌：我国究竟采取哪一种管制模式，一是取决于当前的制度现状，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逐步取消专卖制度，培育公平竞争的烟草市场是最重要的。二是取决于人们对管制的认识。

　　我个人认为，对烟草管制太多并不是好事，即便是美国那样的模式，比如不断要求增加烟草税收，低收入的人群反而会转向低劣的假烟与黑市烟。严厉的控烟政策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本想要保护的那些人，结果却受到了更多的伤害，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