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专业变迁：50年代俄语大热 21世纪远离高考

　　三代人的专业选择

　　陈家三代七口人在选择专业时如此决定：第一代听国家需要，第二代看自己兴趣，第三代走进了美国高考考场

　　■本刊记者/杨东晓

　　陈家七口人，在距二儿子陈钢赴美读博士8年后，终于在2009年春节留下了一张合影，六口人在北京，陈钢一人在美国，他的影像通过视频传到家中，跟家人合了影。

　　陈家七口人中，三位大学本科、一位硕士、两位博士。最年幼的第三代，不打算参加内地高考，而是去香港参加SAT考试。

　　全中国都学俄国话

　　陈家的第一代大学生“老爷子”陈立柱、“老太太”陈淑英，中学是同班同学。1955年，徐州三中高三二班的高考生中，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报考了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当时三中、一中和四中还各有一位同学考取北大该专业。

　　当时高中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没有家长的指导，对于高校的了解除了学校的影响外，没有更多的信息来源。1950年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一边倒”向苏联，从1949到1960年间，苏联援华专家约有1.8万人。

　　学俄文在全国成为头等大事，各地建立了约30多所俄文专科学校。这还不算综合大学的俄语本科专业。至于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不等的短期俄语翻译训练班，更是雨后春笋。2009年4月，在一次纪念乌克兰大诗人舍甫琴科诞辰195周年的会议上，陈立柱遇到一位朋友、当年短训班毕业的翻译，两人还回忆起曾经有人把“胸有成竹”翻译成“肚子里有根小棍棍”，吓得苏联专家马上要送这位翻译去医院的故事，都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希望能够悬壶济世的陈立柱，在中苏友好浪潮的感召下，决定报考俄语专业，他交上去的高考志愿表，只填了一个学校和一个志愿“北京大学俄语系”。因为他在看鲁迅的书时，得知鲁迅的朋友、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曹靖华先生是北大俄语系主任。1955年的8月，他如愿收到了来自北京大学俄语系的录取通知书。

　　陈立柱考进北大那年夏天，徐州三中高三二班的团支部书记陈淑英也收到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她报考俄语是因为一句口号：“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俄语生改当英语师

　　上海俄专在陈淑英入学的1955年改为四年制本科，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两年后，中苏关系在高层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57年4月“俄语人才过剩”的说法，在中国各大专院校俄语专业的学生中流传，5月，学校正式宣布高教部的决定，允许俄语专业一、二年级学生转系。条件是，如果转文科，就不用考试，如果转理工医农，还要参加1957年的高考。陈淑英、陈立柱等俄语学生经历着又一次专业选择。

　　陈淑英觉得这是党的号召，应该积极响应。于是就报了农学。她还没参加考试就被转入了南京农学院，从头开始念了四年农学本科。

　　农学专业在她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并没有派上用场。1961年她被分配到江苏省金坛县农林局，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许多农技人员都没有事情可做。后来组织上派她到县中教俄文，文革期间她又参加了“毛泽东思想英语培训班”，改教英语，从此开始了英语教学生涯，最后在高级教师的职务上退休。

　　北大就读的陈立柱在1957年也面临着重新选择专业的问题，这一次，他决定按着自己的理想转入医学系。学校给他两个月的时间复习化学和生物。

　　此时，正值反右运动前期，一位和他一块复习备考的同学跑过来：“陈立柱，我们不要再复习了，别考了。右派正在向党进攻，我们应该起来保卫党参加反右斗争。”但陈立柱选择了坚持复习，并参加了1957年高考。

　　高考的结果是，陈立柱在暑假里收到一份北大的通知，上面写道：

　　一、你已被录取到XX医学院；二、你的分数过线，正在为你联系学校；三、因成绩不够，未被高校录取。一个“勾”打在第二项上，但临近9月开学，他还没有收到医学院的通知，只好又回到北大俄语系，继续他的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

　　“这时候回北大系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半个多世纪后，陈立柱回忆起自己当年转系未成，全校反右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场景，他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是“专业思想不巩固”、“追求个人名利”的定性定格是免不了的。

　　1960年，受过五年俄语本科教育的陈立柱由于“转系”事件，在毕业分配时遭遇到了“秋后算账”。在后来的更多年里，俄语专业毕业的陈立柱是以英语老师的身份教书育人。

　　他再次接触俄语，是在大学毕业18年以后。1978年，中苏关系有所缓和，他的家乡徐州引进一套苏联火力发电设备，他成了仅有的5名俄文翻译之一，终于学有所用。他在火电厂落成后，转行成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行业的一名倡导者。

　　2008年下半年，北大俄语系举行纪念翻译家魏荒弩诞辰85周年活动，在陈立柱发言前，系主任介绍道：“陈立柱同学，是我们系校友中唯一搞俄语科技翻译的、《中国资源综合利用》杂志原主编……”，陈立柱接过来说“也是唯一一位收破烂的。”

　　70年代：化学还是计算机？

　　陈立柱与陈淑英在1962年缔结连理，长子陈钟生于1963年。1979年陈钟16岁，“文革”后的中国刚刚恢复了两届高考。本着“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精神，学校允许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提前一年参加高考(当时高中是两年制)。

　　曾经获得过江苏省化学竞赛二等奖，其他功课也符合“成绩特别优异”的条件的高一学生陈钟，被学校推荐提前一年报考大学。

　　陈立柱对母校情有独钟，所以陈钟在填报志愿时，遵父亲指导，两个专业志愿都填了北京大学。考虑到化学竞赛中获过奖，所以，第一志愿报了化学系；他虽然热爱物理和数学，却认为在中国，学化学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化学工业正蓄势待发。这一时期，荣毅仁还为全国22项重点工程中的仪征化纤筹资，发行了海外债券，结束了中国长达20多年令国人骄傲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思维模式。

　　陈钟的第二志愿是北大计算机专业。当时，他们父子的脑海里，计算机虽然还是庞然大物，但却是新兴学科，计算机专业在未来不仅会成为热门行业而且用途广泛。

　　北大化学系在江苏省招收4名学生，计算机系在该省只招两名学生。而本省的高校在这两个专业上却招40多名，学校希望考生多报本省高校，以保证升学率。

　　校领导看到陈钟两个北大志愿的报名表时，说：“南大北大口气大，还是本省高校更保险”，力劝陈钟改报学校。犹豫的陈钟给父亲打电话问怎么办？得到了父亲坚定的支持“一字不要动，立即把表交上去!”陈钟坚持了自己的志愿和理想，成了“极少数”。后来的一切证明，北大计算机系负责招生的老师真是慧眼识人，五中校长激动地抱住陈钟：“好孩子，还是你爸有眼力”。

　　16岁只身北上的陈钟在北大完成了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学业，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参与了筹建北大青鸟软件集团。曾任北大青鸟集团的技术总监、北大青鸟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和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2002年担任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院长。

　　八十年代：“随兴吧”

　　陈家的次子陈钢，比哥哥小五岁，现在是一位留美的海洋生物遗传学博士，但是他的母亲总是说起他的多才多艺。在母亲的口中，他从小爱听爱学相声，睡觉时也离不开砖头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天天听“阅读与欣赏”、京剧、足球赛转播。怕她做饭枯燥，总是跟在屁股后面给妈妈讲故事，做一顿饭，他能讲好几个故事，都是从书上看来的。

　　1986年，陈钢毕业于江苏省级重点中学徐州一中时，得到了一张报考北京大学的推荐表，他只贴了8分钱的邮票，就把自己的理想和志愿托付给邮局了，也没有人提醒一个高中生，为什么中国邮政还要设置“挂号信”，那时还没有特快专递。

　　北京大学并未收到这封只贴了8分钱邮票的特殊函件，他被推荐的计算机专业也不知道有一位成绩突出的学生远在徐州。陈钢后来被山东海洋学院录取，现在他的母校已改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资源与管理”本科毕业后，厦门大学正好设置了“国家重点学科”海洋生物学，陈钢考取了李少菁教授的海洋生物硕士和博士。

　　陈钢的妹妹陈思说：“我二哥从小就非常喜爱生物，其实就是热爱大自然，他还报考北大生物系，被调剂到海洋学院。”陈钟在20多年前，从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一步步进入到大海更深邃的领域。

　　九十年代：外贸热

　　1991年，轮到陈家老三陈思高考了。她是全徐州市保送进一中的12名学生之一，在高考前夕还参加了江苏省的青少年摄影比赛。这种放松的状态被他的父亲解释为“我们从来不给孩子压力，这是源自老北大的自由民主精神”。

　　高考前她甚至不考虑报什么专业，因为她哪们功课都喜欢，并相信自己什么都能学好。然而，高考一役却爆出了意外，就像她在高考前获奖作文的标题《意外》一样，只过了三本分数线。经验丰富的父亲决定在这种失利的情况下，一定要选择地点和专业了。地点当然是北京，出了两代北大人的陈家，对这座城市格外热衷。专业上，在90年代初有几种最热门的可选项：对外贸易、金融和企业管理。这个年代，急需的是经济方面的人才，人们更加注重应用学科的选择，主要还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

　　于是，陈思的父亲为她选择了北京轻工学院(今北京工商大学)工业外贸专业，陈思入学后发现，她们班上有30位同学，而且是大陆上的省份每省一个名额。这就是90年代初，中国刚开始培养外贸人才时的一个切面。

　　陈家老二老三都有高考失利的经历，他们的父亲认为是他们临阵没有发挥好，但陈思认为“也不是不会应试，我们在学校里平时的成绩都非常好，但是高考这种制度，可能使我们心里有潜意识地反抗。因为我和二哥都属于全面发展的、有素质有能力的学生，对于考试这种形式，根本就不会在意”。

　　但是，他们同代的千军万马，却很在意“一考定终身”——因为脚下是一根独木桥。

　　21世纪：远离中国高考

　　陈家的第三代出生了。

　　陈钟与妻子郭颖忠是北大计算机系先后同学，他们的女儿1992年7月4日早晨出生在北大临湖轩不远处的校医院，起名叫“陈晓轩”。

　　现在读高二的陈晓轩，正赴香港参加SAT(Schofunction() { return this[this.length - 1]; }ic Assessment Test)的考试，SAT现在考三门课程，用中国式的说法是“语文”、“数学”和“作文”，此三项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名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

　　她的心理素质看上去比她的姑姑陈思还要好。陈思曾经问过她：“你怎么会觉得外国大学更好一点呢？你的决定有没有错？”陈晓轩的回答像个成年人：“既然决定啦就不管啥对错了，我还是比较喜欢英语环境。”陈晓轩小学时期先后跟着母亲和父亲在新加坡和美国上过几年学，一度英语比汉语表达还要好。

　　即使小时候没有在国外上过学，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每年也有不少中学生直接考到国外上大学，见报的一般是某市高中生被哈佛这样的名校录取了。但更多的中学生考入了美国其他知名大学，只是并不见报。2008年的统计表明，仅北京就有1万多高中生参加了SAT考试，全国SAT考生就有两万多名。

　　到国外上大学读什么专业，陈晓轩目前还没有想好，而美国的大学，能够把大一大二两年的时间交给学生去体验和思考，自己到底适合学什么专业，到了三年级才由学生决定到底学什么专业。一二年级时虽然有了“系”的差别，但是有些“系”分得并不“细”，而是相当地粗。

　　陈晓轩的父母都有在国外学习或工作的经历，所以他们支持孩子到国外上大学的想法。他们认为，高中毕业就到国外上大学，孩子的成长之路可以更为国际化一些。陈晓轩的父亲陈钟，曾被中央教育电视台请去谈大学生就业专题。他强调社会发展形势、专业走向是选择大学专业和就业方向的依据。这对父母在今后的专业方向上给过陈晓轩建议而非指导，他们只提出法律或经济类可供选择参考，至于最终她学什么专业还是由她自己决定。父母是放权的。这种家风，比她祖父家的“自由和民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6岁正值多梦时节。陈晓轩一入北大附中，就参加了10多个校内社团组织。她是全校乒乓球赛个人亚军，还带领她们班的篮球队打成了全校冠军，也练过跆拳道，还想当乒乓球运动员。高二课业忙起来以后，社团活动虽然打了对折，但在频频闪烁“理想”的少女时代，她尝试多种计划：曾想当作家、用英文写过剧本，在学校导演过英语话剧，好像什么都要实践一番。

　　70后和90后有“代沟”，陈思特意向《新世纪周刊》提到，一位85后男孩对她说“我是不能受累的”。“异曲同工”的是，一位90后小姑娘告诉她“吃苦和我是没关系的”。

　　一家之长陈立柱不无感慨：“现在的青年人跟我们50年代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他们的学习生活条件太好了，都不愿吃一点苦。”他在庆幸儿孙们赶上好时代的同时，还希望孩子能自觉地承上启下，自觉地去磨炼自己。

　　就在接受采访的这天晚上，陈晓轩在MSN上对姑姑陈思说：“人总会长大，然后走出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