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说出在地震中遇难的亲人名字时，四川省新源监狱一监区服刑人员王某憋了许久的泪水终于流了下来。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王某在第一时间得知亲人遇难，心灵受到了极大震动，几天来一直是表情麻木，注意力不集中，他只会用忙碌遮蔽起自己内心巨大的伤口。

　　“这是典型的情感休克病人。情感休克是最为严重的一种心理疾病，即已失去自我修复能力，如果干预不及时，必将走向毁灭。”新源监狱从事心理咨询的民警夏晓琴意识到后，对王某采取了诱出眼泪、宣泄哀伤情绪的心理危机干预。

　　面对去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罪犯劳教人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经历了紧张的转移后，又反复体验着余震带来的不安、恐惧、牵挂亲人的焦虑；在得到家人遇难、财产受损的消息后，又饱受悲痛、自责、无助的折磨。

　　为稳定罪犯劳教人员思想情绪，确保监所监管安全，震后教育疏导与心理危机干预走进了四川省监狱劳教系统。如何有效缓解罪犯劳教人员对地震的恐慌心理，尽可能减少和矫治心理创伤与应激障碍？怎样建立起适合罪犯劳教人员特点的重大灾难性事件后教育疏导和心理危机干预模式？近日，记者采访了灾区监狱劳教系统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民警及有关人士。

　　亲情电话传递坚强与爱

　　“汶川大地震过去已经一年，灾难带来的伤痛似乎正在渐渐淡去。从被抛掷到震后危机中的那一刻起，我们注定要与服刑人员共同面对生活的磨难，注定要陪伴服刑人员度过内心最为伤痛的时期。”夏晓琴说出了四川监狱劳教系统民警们的心声：从地震那一刻起，他们就坚持24小时和服刑人员在一起，传递着坚强、爱与温暖。

　　“家里好吗？”电话接通了，服刑人员张某吊在嗓子眼儿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地震后，新源监狱在安全转移监内人员后，通讯基本恢复时，立即把亲情电话开通到各监区，为罪犯第一时间关注家庭安危开辟了绿色通道。

　　“及时让罪犯了解外面亲人的情况，让罪犯和亲人在电话中互相安慰和鼓励为罪犯提供及时的亲情支持。这不失为地震中对服刑人员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夏晓琴告诉记者。

　　地震后，四川省新华劳教所进行的心理调查表明，该所70%的劳教人员对地震发生时的情景记忆深刻，在地震后仍会感到惊恐。60%的劳教人员有躺在床上就觉得床在晃，走在楼道里也觉得楼在晃的幻觉。有亲属在地震中遇难的13名劳教人员上述心理问题更加突出。

　　新华劳教所北川籍劳教人员王某，除父亲外的所有亲人都遇难了，他连续3天未进食，整天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

　　该所心理咨询民警杨小龙鼓励他自由表达情绪、陪伴着他，倾听他的心声，采取心理剧的原理，让其进入灾难场景与亲人道别，还安排他回家乡参加了一次特殊的祭奠亲人和北川所有遇难的乡亲们的活动。如今，他已回到家乡投入灾后重建。

　　心理矫治要走专业化

　　作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特殊人群，罪犯因地震灾害而受到的心理冲击和精神创伤可能较社会上的人群更为严重，特别是在因被监禁而带来的获取灾难讯息不畅通、面对灾害不能有所作为等更易产生罪责感、挫折感和紧张焦虑等心理困惑甚至心理疾病，这无疑会对监狱场所的安全构成威胁。

　　四川省成都女子监狱民警、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玫认为，罪犯震后团体教育疏导与心理危机干预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灾后重建的需要，还是保持监狱场所安全稳定的需要，更是维护罪犯心理健康、培养健全人格、最终实现首要标准的需要。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心理矫治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周勇，去年地震后参加了司法部专家组赴四川监狱劳教系统一线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他认为，震后心理危机干预是一件长期的专业性工作，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也是一项需求面宽、任务量较大的工作。一般来说，要做好这样一项工作，没有一个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是很困难的。

　　“灾区的每所监狱劳教所应尽快成立一个心理矫治机构，配备若干获得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民警作为专职人员。这不仅是这次开展震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需要，同时也是服刑劳教人员常规心理矫治工作的要求。”周勇说。

　　干预模式需科学作后盾

　　“重建心灵家园是一项系统、专业、长期的工作，应科学地开展。”自去年地震以来就一直参与罪犯劳教人员震后心理危机工作的心理学专家安宁认为，当前罪犯劳教人员心理危机干预实践暴露出一些认识和方法上不科学的问题。他强调，科学性是心理危机干预的生命力，不科学的心理危机干预不但不起作用，反而会产生负面效果。

　　罪犯劳教人员灾后心理创伤和危机干预不仅是一项崭新的工作，在学术研究界也几乎空白，难度较大。据悉，去年底司法部已经将罪犯劳教人员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研究立项为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重点课题。

　　周勇表示，当前将进一步探索适合监狱劳教特点的心理危机干预的方法、手段与途径，逐渐建立起一套科学、有效的服刑劳教人群心理危机干预模式。这实际上也是贯彻落实首要标准、切实提高罪犯劳教人员教育改造与教育挽救质量的一项具体举措。

　　本报德阳(四川)6月9日电